东方文化骑士盛成传略

盛庭春（盛白沙之孙）

    盛成，名延禧，字成中，江苏仪征人，1899年2月6日出生。盛成兄弟三人，兄延祺（字白沙）、弟延武（字止戈）。
    盛成6岁入私塾。1910年，入南京汇文学院读书，经韩恢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盛成参加了光复南京的战斗，被称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
1912年，盛成考入南京临时政府创办的陆师学堂，后陆师学堂停办，改入南京铁路学校。1914年初，转入上海南洋路矿学校。1914年夏，考入上海震旦学院预科，在此结识了徐悲鸿，成为莫逆之交。在校期间，因组织学生会，为法租界巡捕拘捕，后由学院创始人马相伯出面保释，始得继续学业。1917年，考入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在北京长辛店当车务工人。
    1919年5月4日，盛成参加北大学生的游行活动和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等爱国行动。事后，盛成返回长辛店，向铁路工人作报告，向社会作宣传，发起并组织“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被选为会长。后因活动经费欠缺去天津求援，结识了周恩来、刘清扬、马骏、郭隆真、许德珩等人。还结识了积极鼓吹勤工俭学的吴稚晖。11月初，盛成任长辛店代表，至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巧遇黄兴夫人徐宗汉，得其资助，盛成满怀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理想，于11月由上海乘英轮“勒苏斯”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者计40人，王若飞亦在其内。
    1920年1月9日，盛成在伦敦上岸。当月抵达巴黎，暂住“华法教育会”的布棚内，稍后接到兄长盛白沙的汇款，得以入旺多姆 中学补习法语、数学。汇款用完后，返回巴黎，在木工厂做搬运工； 1921年夏，盛成去法国南部蒙白利埃，入国立高等农业专科学校，修读蚕桑科，同时在附近农场做工，“上午学习，下午工习，课堂、农场，学、工并重”。
    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的盛成，思想活跃，在勤工俭学以外，积极投身风靡欧洲的超现实主义的“达达运动”，结识了毕加索、海明威。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任法共南方地区兰盖道克省委书记，从1920年起任“中国学生工人联合会”主席直至1929年，积极参加历次维护勤工俭学生合法权益的斗争。1920年底，与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后又成立了勤工俭学会，盛成被推为蒙白利埃分会的书记。1921年，与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李立三、蔡和森等一起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二•二八”斗争。
    1922年春，盛成又到意大利皇家巴都大学修读蚕桑，获高等蚕业优异证书。1923年春，返回巴黎，入蒙白利埃大学读书，获高等理科硕士学位。
1926年发生了争分退还庚款的斗争，运动始于蒙白利埃，学生成立了争分庚款会，盛成是这场斗争的主要负责人，结果斗争取得胜利，每个勤工俭学生都分到了一些补贴。
    1927年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发起，在日内瓦召开世界妇女自由和平促进大会，会议邀请了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知名人士参加，其中有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哈达、越南的胡志明等。由于盛成未经法共中央同意擅自出席大会，加之他的言行思想与完全听命于苏共的法国共产党存有许多分歧，因而受到法共的严厉批评，并被开除出党，拟议中的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计划也告吹。
    1928年，盛成应聘在巴黎大学中国文学院担任主讲，讲授《易经》、《中国科学》、《比较蚕桑学》等课程。在这段时间里，盛成深深领悟到东西方思想相通之处，独具慧眼地提出“天下殊途而同归”的见解。
    1928年6月，盛成用法文创作的体现“归一”思想的传记文学《我的母亲》问世。通过一位普通中国妇女勤劳、抗争、谦逊、朴实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历史画卷中的册页，昭示了“人类是一体，人道无二用”的至理。有法国20世纪“雨果”之称的诗人保罗•瓦莱里撰写了长达16页的万言长序，许多世界名人如罗曼•罗兰、萧伯纳、梅特林、纪德、居里夫人、罗素均给予高度评价，稍后被译成英、德、意、日、西班牙、荷兰、希伯来等16种文字遍传欧、美、亚、非许多国家，全世界有几十家报纸用二十多种文字评价、赞扬这部作品。一时间《我的母亲》成了世界畅销书，盛成成了引人注目的作家，在法国和欧洲形成了一股“中国热”。盛成在同年加入法国作家协会，《我的母亲》部分章节被收入法国中小学课本。
    1929年，《我的母亲》之续集《我的母亲和我》，又名《中国革命中之母子》问世。同年，开罗还出版了盛成第一本法文诗集《秋心美人》，表达诗人对欧洲社会的认识和批判。
    1924年4月，盛成取道马赛，登上香港轮向埃及亚力山大港驶去，开始了他的中东、南亚之行。沿途经希腊、埃及、印度、锡兰、新加坡、香港。轮船经过印度时，在加尔各答停留，盛成去拜会诗哲泰戈尔。当时泰戈尔已入古稀之年，盛成不过30出头，但由于他们出生于两个东方文明古国，而且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许多共同语言，因而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缘。
    1930年10月，盛成去法国10余年后，乘“太威尔”号客轮经香港抵达上海，“中国笔会”在上海举行欢迎会，会上舒新城代表“中华书局”邀请盛成参加“世界名著编译委员会”，盛成应允译巴尔扎克的《村教士》。
    1931年10月，母亲病逝，盛成奔丧回籍，葬母于仪征青山。
    1931年，在蔡元培推荐下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法语系教授，讲授《法文诗》、《法文小说》、《法国文学史》等课程。
    1932年1月，闻上海“一•二八”事变，盛成即离开北平南下，投笔从戎，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第一五六旅义勇军联合政治部上校主任。5月，中日签订“停战协定”，盛成返回北平，改任农学院教授，兼任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法语教授。其间，受朱庆澜之托，在北平主持东北义勇军后方事务。8月出版《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欧阳竟无题签，徐悲鸿设计封面。
    1933年1月19日，34岁的盛成与郑坚在北平结婚，证婚人齐白石作画志贺，并为新人题词：“一双比翼鸟，两个可怜虫”。
    1934年底，受张继委托，盛成前往欧洲秘密调查故宫博物院国宝失窃案，此次访欧在瑞典结识了驰名世界的汉学家高本汉。
    1935年初，盛成离欧返沪，任中华书局编辑，从事写作与翻译， 7月，盛成将成名作《我的母亲》译成中文出版，卷首刊有徐悲鸿绘制的盛母像，上题：辛未岁阑悲鸿敬为成中兄造其太夫人像。章炳麟另页题“盛母郭太夫人”六个篆字。
    1936年，撰《意国留踪记》，意在介绍意大利，介绍欧洲精神，特别是介绍文艺复兴。是年冬天，应湖南大学之请去长沙讲学。
    “七七”事变后，日军又于8月13日偷袭上海，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各界人士掀起抗日热潮。盛成与胡愈之、王炳南等发起并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盛成任协会的国际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胡愈之），兼总干事。11月上海沦陷，盛成将妻小送回仪征，12月初，国际宣传委员会撤至武汉，盛成只身潜去内地，几经风险于年底到达武汉。在武汉期间，将侄儿盛华（辛亥烈士、海军将领盛白沙之子）和妻弟郑成武送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那里，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同年，商务印务馆编印《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内收盛成译普希金长诗《茨岗》。
    1938年春，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大都汇集于武汉，盛成参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盛成被选为常务理事。4月，“文协”特派盛成和郁达夫代表“文协”前往台儿庄劳军，携带“还我河山”锦旗一面和大量《慰劳前线士兵书》，受到台儿庄官兵热烈欢迎。归途中，获悉妻子郑坚死于逃难之中，三个幼童被亲戚收留，盛成强忍悲痛，赶回武汉。稍后在美军军事杂志发表《前线慰劳报告》、《台儿庄血战记》长篇报道。此时，盛成的三个孩子在亲友帮助下到了湖南衡山，骨肉始得团聚。
    1939年应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请，任广西大学教授，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孔孟荀哲学》、《唐诗》。同年，于前妻郑坚去世一年后，与李静宜在桂林结婚。
    1940年，出版翻译小说《村教士》（中华书局）。1941年，桂林吃紧，盛成携家眷转入中山大学任教，讲授《唐诗》、《国际政治》、《孔孟荀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
    1945年初，盛成受中大之托，到大后方筹款，沿途历经艰险，偷越湘江、公路、铁路三道关卡，终于到达昆明。当时重庆、昆明纷纷传说盛成已在路上牺牲了，到达重庆后，“文协”专门开会欢迎他，主席老舍致词：“我们今天将追悼会开成欢迎会了。”为救亡抗日，报效祖国，盛成颠沛流离，奔走呼号，被誉为“游击教授”。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去兰州大学当教授，以补当年未能从新疆沿丝绸之路归国之缺憾，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史》。
    1947年冬，教育部急需一批名教授去台湾大学，接替回国的日籍教授，盛成应邀赴台任教，讲授《国际政治》、《孔孟荀哲学》、《地理政治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携妻与5个幼小的子女前往。当时蒋家王朝岌岌可危，台湾是蒋介石最后的据点，控制日严，且因盛成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左倾分子，因此他在台大的讲课也日见艰难。在台大，盛成与也是从大陆去的两位名作家兼学者许寿裳和乔大壮十分相得，诗文唱和。
    1953年，因拒绝“归队”重新加入中国国民党，被视为“异己分子”，而为台大解聘。行政院密令各公立大学：永不聘任盛成。赋闲家中，只得以著译为生，将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瓦莱里的代表诗作《海上坟园》译成中文。完成长篇论文《唐代美术》，写成研究专著《但丁》。这几年还写了大量研究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出版《巴黎忆语》两辑，写了《温庭筠研究》、《论语北辰考》。这一时期，盛成无固定收入，只得靠妻子找点缝纫、浆洗的粗活维持生计，经济拮据。
    海外获悉盛成受困，纷纷施以援手，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柏林大学、巴西某大学等请盛成去任教或讲学，但全被台湾当局拒绝。后由于内外舆论的压力和友朋的多方吁请，盛成始得从1962年起在一些私立学校教书，先后在中国文化学院任法文系主任，教授国际语言学，在台中中国医学院教授国学，在淡江文理学院教授法语。直至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时，得以任教育部世界名著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梅贻琦卸任后介绍任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纂。
    蛰居台岛期间，时有特务“光临”“侍候”，在此半软禁情况下，盛成开始钻研明史，重点在明末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方面。郑成功收复台湾得沈光文兄弟帮助不少，沈光文是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台湾的先驱者，盛成潜心钻研写出了一系列论文，完成《沈光文研究》专著。发表《复社与几社对台湾文化之影响》。盛成力图通过这些研究，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论证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1964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将刘鹗的《老残游记》译成法文，同年法译本《老残游记》在巴黎出版。
    1965年8月1日，得蒋经国“特许”，获准独自一人赴美探望长女碧西，盛成如羁鸟离笼，离开了台湾，终于结束了18年囚徒般的生活。抵美不久即应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之邀，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名人录》，用英文写成《欧阳竟无传》。离美后转赴欧洲，先后在德国、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从事研究和讲学活动。1966年2月，重游瑞典时，又一次见到汉学家高本汉，盛成向高氏讲述了十多年来对中国语与马来语系关系的研究，高氏赞许不已。（盛成精通法文、英文、兼通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拉丁文、梵文、泰文、马来文等多种文字）
    1966年3月，盛成再次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第二故乡——法国。67岁的他，仍像当年勤工俭学一样，躲到南部亚威农潜心补习法语，当他三年后再回巴黎时，他即以现代化的诗文风靡法国文坛。
    1968年5月，巴黎爆发学生运动，69岁的盛成又像当年参加“五四”运动一样，与哲学家尚•保罗•沙特参加游行示威，并当众发表演说。学潮结束后，盛成向戴高乐总统上了一篇《果熟因除》的万言书，剖析了这次学潮。1970年11月，戴高乐因病辞世，盛成长途跋涉，前往科隆贝双教堂吊唁；对戴高乐独有一种敬慕之情。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北京，盛成在美出席华人社团举行的追悼会，挥泪赋诗，祭奠亡灵。
    为了传播祖国的文化，盛成在巴黎讲授《易经》将近十年时间。1975年，巴黎文化电台约盛成作特约广播，每天早晨半小时，磁带由法国作家协会发行，作为法国中小学法语教材的内容。同年在巴黎出版法文诗集《狂年吼》。1977年春，盛成的崇拜者在巴黎成立了“盛成之友会”。重游欧洲的13年，古稀老人盛成孑然一身独处巴黎（妻子李静宜迟迟不得离开台湾），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进行讲学、研究，顽强、淡泊，甘于清苦，老而弥坚、老而弥壮。
    1977年盛成与家人在美国暂住团聚，子女们希望父亲能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与家人住在一起，但盛成对祖国故土的思念越来越强烈。他在等待机会。1978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又是农历重阳节——盛成终在夫人和儿女陪同下，经由香港返回大陆，落叶归根。盛成回到大陆后，就受到政府的关怀，盛成感奋异常，赋诗明志：
    誓死不做洋奴，毕生没入外籍。
    1979年春，由廖承志安排，任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法语一级教授。10月，出版法文诗集《老觚新酿集》、《马来语系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关系》、《中国人名、地名与马来语义的关系》等专著，目的在探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语义的渊源，也是在考察中国文化的源头；这无疑是一项高难度的，具有开拓性的工程。
    《我的母亲》、《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等也首次在新中国出版。
    1984年，法国政府授予盛成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985年3月14日，法国驻华大使夏尔•马乐先生代表密特朗总统在大使馆邸向盛成颁发了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马乐大使代表法国政府和人民对盛成作出极高评价：
    您是使用法语写作的唯一的中国作家。由于您积极参与我国的文学活动，您成为我们法兰西的作家之一。
    ……
    您为中法两国文化架起了友谊的长虹。在您的著作中，我想特别指出保罗一瓦莱里作序的《我的母亲》。1929年的《秋心美人》至1979年的《老觚新酿集》，作为诗人的您，对我们语言的眷念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了《老残游记》，把中国文学最富有生命力的作品之一介绍给法国公众。
    无论是今天在北京语言学院，还是昨天在巴黎大学，您都孜孜不倦地指导您的学生对我国文学进行研究，为法国文化而辛勤劳动。
    您对我国——您文学领域的祖国的感情始终如一。
    盛成即席用带有仪征腔的普通话，再用纯正的法语叙述了当年戴高乐总统的愿望以及法国文坛接触的经过。并说道：“我的一生跟英雄的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祸福与共。”
    两天后，巴黎《世界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析这位当时已86岁高龄的中国老人何以会受此殊荣而长久不被法国政府和人民忘记：这位中国作家用法文创作的作品堪称法国文学的典范。他在法国早已家喻户晓，法国中小学课本都选用他的作品，教学用的录音带都灌注他优美而标准的法语。
    1985年冬，盛成写出了《仰止劬堂老师》（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号劬堂，镇江人。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古典文学家）的长文。这篇文章是盛成毕生唯一的用文言写的作品，缅怀恩师，阐释国学精华，弘扬民族正气。1987年夏天，法国国家电视台派了一个摄制组专程来华拍摄盛成专题电视记录片。此片在法国电视台播映后，法国各大报均作了报道和评论，反响热烈，巴黎历史学家称之为“二十世纪见证人”。
    1993年，出版《旧事新书——盛成回忆录》，英文译名《世纪的回顾》，记1930年回国至1993年63年间的事，又出版散文集《东西南北中》。
    1994年，95岁高龄的盛成由夫人李静宜陪同应邀前往法国蒙白利埃参加“诗歌研讨会”。
    1995年夏，盛成由夫人李静宜、小女盛鸾陪同飞往巴黎，出席瓦莱里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备受尊崇。
    1996年12月26日，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97岁。
    在盛成教授的告别仪式上，法国大使馆敬献的硕大花圈用鲜花组成法兰西共和国国旗图案，挽联为“中法友谊的开拓者盛成先生”。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从巴黎发来唁电，盛赞盛成“创立了中国与法国间的现代关系”，并以个人和全体法国人民的名义，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盛成一生中只有十几年时间是在故乡度过的，他的遗愿是落叶归根，魂回故里。1997年1月13日，仪征人民的儿子——盛成的骨灰，在夫人李静宜和儿子盛虎的护送下，由北京送抵仪征。1月15日，按照盛成的遗愿，仪征市人民政府葬盛成于青山盛氏墓地。这位终生颠沛流离的世纪老人，终于走完人生旅途，埋骨青山，静静地躺在他深深挚爱的母亲的怀抱。
    盛成集学者、作家、诗人、语言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抨击专制黑暗，追求民主、光明，永远不失赤子之心；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化骑士，学贯中西，深情地向西方传播中国的文化和道德精神，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巫晨站长您好：

    “传略”以前我在仪征政协网上看到过，我发现其中有多处失实和不妥，这次在仪征风情盛氏回忆录中发表并未改动，我就向你谈谈我的有关看法，好吗？

盛胜敬上 2010.2.2

    一、关于我父亲离开“党”的问题，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也没在文章中写过“未经法共同意擅自己出席”妇儿大会；也从没谈过和写过受到法共严历批评他被开除或脱党。我曾经在父亲的书上逐字逐句仔细地找过，他只是婉转地谈到他生活窘迫而转入文学创作。我认为父亲是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无论他是否真有历史疮疤，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从爱护和敬重他的人格尊严的角度着眼，现在我们绝对不应该还步那个年代的后尘来揭一个无辜老人的历史疮疤。

    我父亲在垂幕之年回国效力，受到家乡仪征政府和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并作为楷模加以宏扬和纪念。我觉得写他的传略（其实就是史料的一种形式）首先应该符合和当前党的政策精神，你知道 我对《仪征风情》和《盛氏家族回忆录》投稿一直坚持这一原则。现在社会上有些人写史料性的文章从来不认真核对，道听途说，互相抄袭，极不严肃。谈我父亲离开“党”这个问题，揭人历史疮疤，对稳定、团结有利吗？再说作者手里有没有真凭实据？为什么非要拿写野史的手法在这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上去杜撰一个“罪名”给己逝的先辈呢。就是有实据也不能这么做。我的表叔郭和德也是仪征人，他和我父亲是老表，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曾做过一段党的工作，现在北京。我和他谈过此事，他的意见和我相似,像这类没有多大意义的事，不提为好。这样是否更符合时代精神？！

    二、五四运动还讲点理性，文中所称“冲击东交民巷” 的说法不实。那时东交民巷是使馆区有外国人守卫，同时还有中国军警站岗，我查过一些有代表性的资料如几乎人手一册的《中国革命史辞典》等，五四运动时学生们在天安门集合后，先奔东交民巷，到路口即被我国军警阻止，强调东交民巷是使馆区队伍不能进入。学生们就转向赵家楼而去。

    三、《我的母亲》中文版不是作者说的“中文译本”。按父亲的话说：“西文版与中文版本，详略不同，次序也不同。西文版本，偏于介绍；因为外人不明瞭中国的真象，太详了反而不觉得有味。又因世界现势，非提倡民族意识，不足以图存，更无新文化之可言。中文版本专在自述。。。。。（《我的母亲》叙言1933年8月7日盛成写于仪征塔下世德堂）”因为有上述的种种不同，所以父亲才必须重新创作中文版。他从来没有把《我的母亲》中文版说成“中文译本”。

    四、《仰止劬堂老师》不能说是父亲唯一的一篇文言文文章。父亲在国学方面的根底很深 。盛成文集中之《温庭筠》、《复社及几社与台湾文化之影响》、《荷兰据台时代的沈光文》都是文言文文章，此外盛成遗稿中尚有大量的文言文章。

    五、我父亲被提拔为一级教授是邓小平亲自过后，由胡启立、何东昌及语大党委共同解决的。1984年9月5日可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　（我从中国网曾看到邓小平年表，全文抄录如下：
    “1984年9月5日就中国人民大学一教师反映盛成[1]待遇问题，致信胡启立：“请你批示一下，请教育部应抓紧解决。”六日，胡启立批示：“东昌同志：请查明情况，征求学校党委意见，妥善解决。”二十九日，何东昌致信胡启立：盛成的职称及待遇问题，己将情况查明，他的待遇确实有些偏低，我们正会同有关部门以求尽快解决。
　

[注1]盛成原台湾大学教授，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78年10月经美国回大陆定居，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我也看到了2004年《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的相关内容。
    1979年初，我父亲经己故老朋友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及其子现在的人民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徐庆平共同向语院有关院长推荐、介绍，而到语院工作，并经侨联副秘书长张楚琨联系安排，国务院侨办林修德主任亲自批准定居北京，父亲曾给廖承志（1908－1983），写过一封信抒怀，廖承志曾回过一信。我想当时曾担任人大委员长的廖承志如果真把我父亲当回事，就不用等上五年再由邓小平亲自解决了。父亲从1979年初到北京语言学院后，最初校方曾按一级教授职称呈报教育部审批，但被搁浅，后报二级、三级也无下文-----。他虽担任外语系法语专业教授工作，但始终没有正式职称，工资一直200元相当60-70年代全国政协委员的待遇。其实，父亲回国不久，就赶上解放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好心的朋友加上好心的干部，打破用人的惯例，热诚地接纳了这位国内院校少有的资深海归学者，特别是北京语言学院，当时请了一些外教，却没有中国本国的教授。所以从安排工作岗位，到获得住房及送批定居手续等都很迅速。父亲在顺利之中也忽略和错过了当时海归人士就业的几个必要的环节和机会，如胡愈之伯伯再三交待的“首先和中央统战部联系”；以及已安排好的 “首长接见”；还有“胡愈之伯伯有组织的安排”等。当时在科学院工作的一位亲戚和我商量是否托熟人反映一下情况----，父亲听见了，批评我们不该“走后门”，他说这种风气要不得。盛华写好给教育部两位部长介绍父亲的推荐信，从南方寄来后，他甚至把信丢在一边，拒绝把信送给收信人。这是父亲从少年时代就在外边闯荡，形成的自立、自强的风格使然。
    胡愈之伯伯向学校了解过情况也尽过力，但难度较大。后来这个问题还是邓小平亲自着手解决的。当时年逾85岁的父亲于1984年10月被定为法文一级教授。后来还是领取特殊津贴的专家，享受院士级医疗待遇。先写到这里。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