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画坛巨匠和近、当代美术教育的先行者，徐悲鸿伯伯（1895-19530）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我在此记述徐伯伯和先父的交往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一

    徐伯伯生前和先父盛成是老朋友了,他大父亲四岁。父亲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他们初识是1915年，在上海震旦学院法文预科，他说徐伯伯当时在学校曾为他绘过一折扇。但此后未再晤面，父亲在法国勤工俭学10年竟然从未找过同期在法国留学的悲鸿，只因他是官费生。当时的勤工俭学生一般都特别反感处境比他们好得多的官费生。直到1930年从海外归来，由黄警顽（曾是徐伯伯的启萌老师之一）沟通他们才相聚。
    徐伯伯1916年才进入上海震旦学校。与父亲并非同班同学。徐伯伯1953年6月28日曾说：“盛成于一九二零年左右勤工俭学去法国，当时我也在法国攻读，但彼此并不相识，仅知中国留学生中有盛成其人。”
    “且知他曾在意大利玩杂耍积储学费。（据中国留学生刘厚说），盛成所著《我的母亲》（用法文写作的）这本书曾在法国畅销。书的序文是法国最大诗人之一范来立作的（即瓦莱里。保罗（Paul Valéry）的译音，笔者注），当时范新丧母读盛成著《我的母亲》后极感动故作一极长序文。盛成因此书而在法国享盛名。1930年归国前，盛成应土耳其之请，前往讲学（当时值土耳其初成立）旋经中东返国。-归国后，曾去南京找我，我极想在南京替他谋一职位，但未如愿。---后来他回到北平，-而往北京大学就任法文讲师。"

    1931年10月9日我的祖母去世，父亲从北平回仪征奔丧，几天后到南京，他请徐伯伯按祖母的相片，给盛母郭太夫人绘了一幅半身素描，12月份完成。后来（1935年7月）这幅画作为《我的母亲》中文独创版的首页公诸于世。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先父投笔从戎加入十九路军，自北平南下途经南京时，到丹凤街徐伯伯府上一叙，徐伯伯写诗一首赠给先父。

《送成中兄从戎南去》

壮哉君此去， 沉霾待廓清，　
匹夫肩其任， 造势易天心。
十九路军真帝子，神威神勇荡妖氛，
春申江上鲜红血，万岁中华复国魂。

悲鸿壬申危亡之际"
（注：阳历1932年2月4日为壬申年曾月初一）

    徐伯伯在民族危亡之际写的这首诗不仅鼓舞和激励了老朋友，而且抒发了自己满腔沸腾的爱国之情。早在1928年5月3日，日寇在济南屠城，把外交员蔡公时挖眼珠、切鼻、割耳残害而死。徐悲鸿曾为福建省教育厅绘出《蔡公时济南被难图》巨幅油画鞭挞了日寇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陈列于鼓山公园画廊，数万民众观展后，对日暴行无不义愤填膺，在心中燃起抗日怒火。
    1932年3月3日淞沪战场，出现中日双方仃战局面5月6日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仃战协定，当局又把十九路军调去福建打红军。朋友间为此很失望。
    1932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要发行父亲所著新书《海外工读十年纪实》。此书记录了“五四运动”后中国学子的觉醒和跨国勤工俭学运动。父亲请徐伯伯绘封面画，他画了希腊的大力神用利剑杀死九头蛇。这是出自希腊一个古老的神话，而且和十二星座之一巨蟹座的起源传说有关。作为这部书的封面画徐伯伯寓意中国学子像希腊的大力神用利剑杀死九头蛇一样的艰辛、曲折。最后以不懈的努力和无穹的智慧冲出亚洲、进入欧洲，走向世界。作为封面画为了达到此画意境和构图上的完美。徐伯伯把欧阳竞无（欧阳渐）先生封面题签与画面融为一体，这是此画的一个特点。徐伯伯以篆体横排署其早期曾用名“黄扶”也是此画的另一个特点。
    1933年1月19日父亲盛成和母亲郑坚新婚，接着到南方度蜜月，第一站就是到上海为徐伯伯一行出国举行画展首展法国巴黎送行.。父亲事先写好给法国大文豪，自己的挚友瓦莱里。保罗和他的志愿秘书的两封信。请他们在徐伯伯在法国遇到困难时予以帮助。后来徐悲鸿伯伯在法国画展初期确实出现经费困难。瓦莱里。保罗和他的志愿秘书也确实尽了一臂之力。最生动的一件事是瓦莱里。保罗和他的志愿秘书去徐悲鸿住处看画，瓦莱里对徐悲鸿的一张油画评价很高，当即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并撰文介绍画展。次日，巴黎各报都发表消息，引起轰动。一下子卖出十几幅画，顿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后来画展越办越好。盛况空前，扩大到整个欧洲，最后到了前苏联。
    徐伯伯载誉归来后，专门绘就一幅他技艺最精湛的“立马图”送给我父亲，这是父亲最钟爱、最津津乐道的一幅画，后来被齐白石看到了，即兴题诗一首，更为此画添彩，所谓锦上添花。
    徐伯伯和我父亲的交往，抗战前因有一段两家都住在南京，当时徐伯伯先住丹凤街中大教授宿舍，后来又搬到傅厚岗私宅，彼此来往较频繁。父亲关于两家交往的回忆文章多涉及这一时期。父亲和徐伯伯都具有深厚的传统、现代中西文化底蕴，和对艺术的热衷和爱好，以及对时局的共同关注等使他们的交情越来越深。父亲说他和徐伯伯等几位朋友曾搭伴出游苏州、上海、黄山、滁州等地。他们两人在途中边走边谈，谈兴甚浓，往往拉在队伍后面-----。1936年“两广”发动要求蒋介石抗战的“六一运动”他们二人都不约而同来到广西桂林，支持和促进桂系的义举。
    1938年初期父亲在武汉国际宣传委员会及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徐伯伯在武汉政治部三厅、因武汉当时是军事和政治中心，经常受敌机空袭，聚会的机会不多。其后（1938。7）徐伯伯和我们家又在广西桂林会合。
    大概这段时间，父亲曾和徐伯伯讨论过“八十七神仙卷”的原作者来历，徐伯伯1938年八月题于（桂林）独秀峰下之艺术学院的“八十七神仙卷长跋”一开头就写道：“此诚骨董鬼所谓生坑杰作，但后段为人割去，故又不似生坑。瓦友盛君见之谓其画若公孙大攘舞敛器，浑脱要如陆机梁勰行文，无意不宣而辞采娴雅从容中道，倘非画圣孰能与于斯乎？”[2] 接下来徐伯伯在跋中写道：“吾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为香港大学之展，许地山兄邀观德人某君遗藏，与警见此，因商购致流亡之宝，重为赎身。抑世界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右，见深自庆幸也。古今画家才力足以作此者，当不过五、六人。吴玄、阎立本、周肪、周文矩、李公麟等是也……”这段的前一部份对“八十七神仙卷”原作者来历推测。文中的“瓦友盛君”即指法国大文豪瓦莱里。保罗的朋友，盛成先生。后一部份谈到徐伯伯对原作者来历推测和获得此宝画的来由和欣喜心情。他们认为原作者似乎非画圣吴道子莫属。
    抗战胜利后，父亲和徐伯伯在重庆和北平见过几次面后，我们家就搬到兰州去了，后来又举家迁台。徐伯伯辞世前的几个月曾谈到父亲的一些往事：“桂林沦陷后，他避难至广东，后来便在中山大学教课。当时他极窘困，曾向我告贷。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去到重庆，我们在重庆相遇。他告诉我，他将去北平为蒋经国筹办“中央干部学校”。不久他坐飞机去北平，我于次年也来北平任国立艺专校长。我到北平后便去看他，见他住一个极简陋的房子，仅仅两小间，生活依旧很俭朴。当时我不禁恻然为之动容。据他告诉我他曾去东北一次，我送给他的一双皮鞋在东北被人偷去了。两月以后，他忽然告诉我。他必须另觅工作，我没有询问究竟，据我想不是他不满意蒋经国，便是蒋经国不满意他。我当时想请他到国立艺专教法文，同时兰州大学也要聘他。他对我说：“我在你这里，只能当配 角，到兰州大学可当主角。” 于是他离开北平去了兰州，在兰州大学他遭失窃，很不满意，次年便应台湾大学之聘，前往执教。时间是北平解放前两年。他去台湾后，我并未接他来信。迄今消息杳然”。
    父亲在载于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9月版的《回忆徐悲鸿专辑》文章中说“悲鸿为人耿直，对待朋友襟怀坦白，肝胆相照；同他情投意合的朋友都认为，这位有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艺术家性格的人是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二

    我们家举家迁台后，作为家里的老大，十四岁的我，留在北平上学而没有去台湾。这样，我就有幸认识了徐伯伯和徐伯母（廖静文女士）和他们的儿女。记得1947-1949这几年，每到旧历年时,我即到东受禄街16号徐家拜年，而平日不去打扰。他们家有几进院子，地方很宽敞。那时拜年之后，徐伯母照例送一个装压岁钱的红包给我。
他们总是笑呵呵地招呼我坐下吃茶点。徐伯伯和蔼可亲，徐伯母端庄大方，小弟和小妹天真活泼的样子---真逗人喜爱-。当时徐家那种祥和欢悦的家庭气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9年4月的一天，我去四野南下工作团报考入伍了。当时特别强调“保密”，我南下出发前，谁家也没去告别，以致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和徐伯伯一家联系了。直到1951年5月，部队入朝前后，我才给他们写过两封信。真没想到，徐伯母在回信中告诉我，徐伯伯因过度操劳而患脑溢血正卧病家中。他的血压很高，病情不见好转。但他仍坚持看报，关心时事，心系捍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的前方战士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徐伯伯在1952年病情有所稳定后，就画了一幅奔马图，送给志愿军某部全体指战员，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敬书，表达他对前方浴血奋战的祖国健儿的无比深情。
    我参加革命后遇到一个“我应如何看待去台湾‘父亲’的问题，当时身边不少人认为：你父亲既然是“像国民党一样，去了台湾，现在又在那边做事，他就是与人民为敌。你必须和他划清界限，断绝父子关系。但是我总认为父亲去台湾不是"像国民党一样"，只是碰巧了。1947年台湾大学刚从日本帝大改过来，缺中国教授。父亲就是这样被台大聘去的。再说父亲只是个教授，他教书完全为了养家糊口，怎么是与人民为敌呢？
    我想不通又说不出多少道理。那时我只好给我心目中最崇敬的徐伯伯写信请教。后来得悉当时徐伯伯血压还很高，（达200以上）正在病休。我想我写这样的信给徐伯伯无形中增加了他的精神负担。
    可是，徐伯伯口述“我所知道的盛成”由徐伯母廖静文笔录，给我写了回信。文中客观、实事求是地告诉我，我的父亲盛成是一位曾为祖国争光的高级知识份子。既使他曾一时被国民党政府雇用，但他毕竟不是反动派。徐伯伯认为以“断绝父子关系”的方式来划清界限是不可取的。他最后说：“像你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份子目睹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必将认识到人民力量的伟大而醒悟，进而追求真理，如果这样，他也可能成为在台湾被迫害的对象。这是我的臆测，既不是完全可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只有证之于将来的事实。”
    徐伯伯的信对我帮助很大。实际上，他给我的是一剂良药，正确区别和处理不同性质矛盾的辩证法。从此，我有勇气在各种“学习”中，摆事实，讲道理，阐明我父亲只是个学者，而不是“反动派”，完全没有必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虽然我坚持这个观点，曾被大会、小会批判不休，“不能过关”增添了不少精神压力。好在“学习”最后结束前有一个实事求是的甄别程序，派出专人查对敌伪档案做出“清白”的结论，
    徐伯伯对我父亲的判断也很准确，全国解放前后，不少知识份子纷纷离台回大陆，父亲也这么打算过，但作为台湾大学的教授代表他曾支持学潮：并揭露官方贪赃枉法行为。被校方明令“仃聘”，“永不录用”，而且遭到特务的监视和迫害。他拖家带口身边有五个不大的孩子，行动不便。所以他只能等待时机到来。他终于在1965年8月1日以探亲为名离开滞留18年的台岛。最后于1978年回到久盼的祖国大陆。
    那一年10月，父亲携母亲及大妹夫妇一行回国探亲，父、母见到我和我的家人很高兴！离散卅年的父子(见图1978。10。盛成和长子保罗重聚于北京)母子、兄妹、亲人欢欣地团聚了。父亲看到久久盼望的、欣欣向荣的祖国，由衷感到自己一天也不愿再离开她了----。当母亲和其他家人届期搭机返美时，79岁高龄的父亲执意留了下来，他要在有生之年，再为祖国家乡做点事。
    可以告慰徐伯伯在天之灵[1]的是，徐伯母知道父亲的愿望后，迅速行动起来，她说："悲鸿说过盛先生在法国、在欧洲极负盛名，而当年归国后却"怀才不遇"。这次回来，一定要让盛先生有个称心的工作岗位以发挥所长。年己五旬的徐伯母廖静文[2]女士不辞辛苦，带着儿子庆平[3]城内外不知跑了多少次，终于找到了庆平任法文老师的北京语言学院，以及邱及[4]副院长等学院领导。在热心的朋友和充满爱心的干部帮助下，迅速获得教授法文的工作岗位、住房，加上作为直系亲属的我，工作岗位、户口都在北京，从而完全具备了当时"关于海外侨胞归国定居政策"的三条要求。
    我拿着父亲的定居申请和学院备齐的手续，直奔国侨办林修德主任处，他阅后当即签署批准，我把批件交回学校人事处后，次日，学院派车把我父亲从华侨大厦客房，接到学院事先选定的临时作接待用的一组平房中住下，那里己经住了一位教英语的王教授，是落实政策回来的。
    父亲己79岁高龄，连一页档案也没有，既没有通过中央统战部；也没有通过国家侨委，更没有首长批条。父亲要求落叶归根的事，只是通过朋友庆平母子私人介绍推荐的方式就实现了。当然，当时也可能是个特例。其实，更主要的是当时处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策宽松，人们敢于解放思想，特别是敢干打破用人的惯例。这一得天独厚的大环境使然。我连做梦都想不到，几个月后，在父亲80寿辰之际，当他把护照交到五道口派出所后即拿到了户口本，领到了粮票，实现了定居祖国北京的愿望。

    注释：[1]一九五三年九月廿六月徐伯伯因脑溢血复发逝世。这一消息从电讯中传来，使我非常痛心。我默默的念叨：徐伯伯，你才五十八岁啊！你走得太早了啊！。
    [2]十月廿八日徐伯母的来信说”我内心的沉痛是无可比拟的。我不仅失去了自己亲爱的丈夫面且也失去了一个尊敬和信赖的人。这样的痛苦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徐伯母那时还相当年轻，孩子还小。她陷入深沉的痛苦之中—---但特别令人钦佩的是，１９５３年９月她无私的把徐伯伯留下的价值巨大的１２００余件精湛作品，和他多年收藏的唐朝以来历代名家书画作品１2００余件，以及各种珍贵图书、碑帖、文物等一万余件。以及他们的房产。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1954年成立徐悲鸿纪念馆在东受禄街16号“徐悲鸿故居”正式开馆。徐伯母廖静文女士被任命馆长，从此，她为徐悲鸿艺术的收藏、展览、开发、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她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写了《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一书，重现了徐伯伯对伟大民族危难、振兴始终寄予深厚关注的赤子情怀；以及他“视艺术为生命”的伟大艺术家人格魅力。作者（徐伯母）同时剖白了自己当时内心深处的变化，对徐伯伯从普通人的关心；到爱情------，最后，结合在一起-----。这本书很感人，可读性很强，正在教育着几代人。
    徐伯母廖静文女士曾被选为全国七届政协委员，八届政协常委。现在仍是徐悲鸿纪念馆馆长、中国书画联谊会会长。她目前最倾心牵挂的事就是纪念馆的扩建。希望使更多的藏品展示出来。
    [3] 徐庆平和徐芳芳
徐庆平 美术史研究学者、教授、画家、书法家
1946年出生于北京。自幼随父徐悲鸿学画，
12岁时获得国际少年绘画比赛大奖。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北京二外（法文）继在北京语言学院教法文。上世纪80年代初到法国巴黎任教科文组织总部官员，1985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中央美院副教授、教授，院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多次在海内外举办个展并获奖。主要著作和译著有《外国美术简史》、《西方艺术史》、《现代绘画辞典》、《世界十大美术馆》(总审校)、《徐庆平画集》等。擅长中国画

徐芳芳教授.
    1947年生于北平，从小学画，曾进地美术班。196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专业。曾任职于中央乐团、中国京剧团。198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外语系学习英文，同年考入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Bekeleg）分校，1983年在该校历史系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斯坦福大学管理学研究院，1985年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伟伯斯特大学、现为人大《徐悲鸿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学术顾问，音乐系系主任。
    在美国学习期间，还选修了中国美术史及其它亚洲国家的美术史，并开始向西方介绍徐悲鸿的艺术。同时帮助旧金山的亚洲艺术馆及其它美国博物馆查证、鉴定他们收藏的徐悲鸿的作品。曾在全球、组织、策划八次大型的《徐悲鸿作品》展。

    [4]邱及(1910-1984)，广东揭阳县人。从祖父起就侨居暹罗，母亲是泰国人。邱及出生暹罗，从小回到故乡，由其嫡母抚养。中学就读揭阳一中，受业于岭东国画大师孙裴谷。嗣后投考南京晓庄师范。在校期间，邱及同进步老师、同学一起投进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国民革命浪潮。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上海，先后进昌明艺专、上海美专。1932年毕业后回揭阳，受聘为揭阳一中图画、音乐教师。1934年5月1日前夕散发革命传单时，因叛徒出卖，遭逮捕。一年后保释出狱。1936年赴南洋，先后在暹罗、老挝、柬埔寨、越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曾任孔教府华侨公校校长、曼谷南侨中学教师、暹罗华侨抗日救国协会宣传部长、暹罗华侨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真话报》社长等职，从事华侨教育和爱国救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邱及回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侨务组长、北京外语专科学校校长、国家预算委员会委员、北京语音学院副院长等。1984年8月29日病逝，享年74岁。

（盛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