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一.二八事变的回忆》
盛成
1932年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抵抗日军。当时,一般城市的人都抱着不抵抗主义的态度。士气低沉。
国家兴亡,在于人民有浩然之气。人没有“气”,等于活死人。这个时个时候教书有什么用呢?所以我决定参军。当时,东北的义勇军已经起来。“九。一八”事变,日本先夺取辽宁,巩固关东。之后,才进兵吉林、黑龙江。黑龙江已有马占山[2]的义勇军,吉林有李杜[3]、苏炳文[4]义勇军。
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交战地点在闸北的天通庵。
“一.二八”这天,南京方面很怕19路军有突变。下午四点多钟时,想让宪兵六团同19路军换防。这时78师156旅旅长翁照垣[5]说,现在太晚了,明天早上办理换防手续。
日本人说有几个和尚在闸北失踪,这天晚上还派兵寻衅。当时,驻守天通庵的是156旅六团三营。团长叫张若嵩,营长叫吴履逊。吴不让日本人过去,日本人就开炮射击。吴履逊打电话请示旅长翁照垣,翁下令抗击。翁、吴过去都留学日本,对日本的军队战术比较熟悉。
翁照垣过去叫翁腾辉,是陈炯明手下的勇将。参加19路军后,陈铭枢[6]派他法国,后到土耳其,研究土耳其抗英史。回来后,他对部下说:“土耳其能抗英国,我们怎么不能抗日本?”
当时南京方面不赞助一个钱。后勤问题都是由上海的中社负责。中社里的主要人物叫朱庆澜(号子桥)[7],他当时在上海是办慈善事业的,是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威望极高。下面就是史量才、查良钊。上海所有的绅士、校长都参加了。“一。二九”这天,很多大车子把东西送到了各部队,其组织之完备比政府还强好几倍。这件事使部队很感动,不但19路军全部参战,连来换防的87、88师和财政部宋子文的税警团也相继参加了战斗。右(翼)至龙华,左(翼)到吴淞口,密集着抗日军队。当时,人们抱着这样的信念:“极左(翼)的一个人不退,极右(翼)的人决不后退!”“敌人有武器,我们有士气!”
这时大学生也组织了义勇军参战,上海市民组织了“市民义勇军”。四川人也组织了“四川义勇军,东下上海。”
此时我发了一个电报给我的老师欧阳竞无[8],告诉他我立志南下从军。19路军最高将领陈铭枢是竞无先生的学生,竞无接到电报后,转给了陈铭枢。陈欢迎我立即南下。
我到南京后见了欧阳竞无、陈铭枢两位先生。陈铭枢当时是(南)京沪卫戌司令,他派了副官同我一起到前线去。这时翁照垣镇守在吴淞口炮台,日军的海陆空炮火只要见到火光就三面齐下,猛烈射击。
日本人想像,我们一定挖的是平行式战壕,所以炸弹是并排下来的。而实际上,我们采用的是蜂窝煤式的防卫洞,所以日本人连攻三个星期仍未能攻下。一个月后,我们决定往后撤,退守太仓,再退守至苏州南面的维亭。日本人登陆后才发现我们的战壕是蜂窝煤式的,炮台上的炮也完好无损。这件事说明,武器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士气才是最重要的。
我当时在19路军负责管理三个义勇军(四川义勇军、市民义勇军、上海学生义勇军)我是上校政治部主任。我们在翁照垣的156旅办了上海大学生义勇军随营训练班。后来南京政府和日本人妥协,调19路军去福建打共产党。
19路军调走后,上海筹集的后勤基金转而以东北义勇军为服务对象,由我在北平负责。上海留下的义勇军组成“东北志愿团”,由上海市义勇军书记李向恒率领。我回到北平时志愿团也到了北平。
回北平后,我们忙碌异常。张学良部队也有一个“东北抗敌协会”,但因“不抵抗主义”而门可罗雀。
后来胡适约我在他办的刊物上写了一篇《从军记》。
附:下面是盛成教授当年(1932年)自北平出征南行时,老友徐悲鸿书赠的送行诗。
《送成中兄从戎南去》
壮哉君此去,
沉霾待廓清,
匹夫肩其任,
造势易天心。
十九路军真帝子,
神威神勇荡妖氛,
春申江上鲜红血,
万岁中华复国魂。
落款 “悲鸿壬申危亡之际”,时间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松沪抗战前后。
本文图示:按本文顺序:
1、参加1932年1.28十九路军淞沪抗战的盛成教授。
2。“上海大学生义勇军第十九路军随营训练班宣传队”在当时上海的一家影院举办“抗日化装宣传大会”。
注释:
[1]本文是先父盛成95岁时的一次谈话。
[2]马占山(1885 -1950年)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省副司令。率部在江桥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曾击退日军多门师团等部,名扬中外,史称“江桥抗战”。1949年曾促进傅作义将军北平和平起义。1950年病逝于北京。
[3]李杜(1880-1956)辽宁义县人。“九·一八”后,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1932年后任吉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等。为我党与张学良之间建立联系。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4]苏炳文(1829-1975)又名翰章,辽宁省新民人。 “九·一八”后,任东北民众救国军司令。积极支持并参予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在著名江桥抗战中做出了贡献。1955年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省民革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1975年病故。
[5]翁照垣(1892—1972年)生於广东惠来县葵潭镇。1911年投粤军陈炯明辖下陈铭枢部。1917年出征中,晋升为连、营长。1926年赴日本士官学校深造。1929年秋转法国慕漠尼航空学校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陈铭枢部任保安团长。同年秋任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旅长,驻防上海。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闸北,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翁照垣率本旅3000多名官兵,坚守阵地,并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是年夏天,第十九路军奉令调闽“剿共”,翁照垣不愿再战,辞职至南洋。1933年初受张学良之邀,出任东北军第一一七师中将师长,後擢升为副军长,率部与日军鏖战於长城古北口及滦河以东一带。11月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被任命为福州城防司令、第六军军长。1934年春出国。1936年应李宗仁电邀,就任抗日救国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後任第六十师师长,驻防於广西北海和合浦一带。“七;七”事变後北上抗日前线,在第一战区程潜部任前敌总指挥、津浦綫督战司令。後被日机炸伤,转香港治疗。1938年春伤愈回潮汕,任广东省第8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任潮(阳)普(宁)惠(来)抗日自卫队指挥官,与日军周旋於大南山一带。抗战胜利後解甲归田,在家乡经营西岭矿场、葵峰农场和兴纪行等实业。1949年移居香港。
[6] 陈铭枢(1890-1965)字真如,广西浦北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5年保定军官学校三期毕业。1926年北伐克武昌任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4。12后在南京任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9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1930年11月任(南)京沪警备司令,12月任国民政府代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1932年领导十九路军参加1。28抗战。在上海组织社会民主党。出资四十万元接办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社)。1933年与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1936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华民主解放大同盟,主张仃止内战,一致抗日。1945年与谭平山组织三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任民革中央常委,1949年参加新政协。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林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还是佛教居士及有深刻独到见地的佛学家,他在欧阳老师主办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切磋佛学。五十年代初,他连续发表《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佛学理论体系》等多篇文章。他 “是以辩证唯物论——新哲学的方法论去研究佛学的倡导者”。1957年5月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开展的“请党外人士帮助的整风运动”。不幸被错划“右派分子”。1958年1月,陈铭枢被民革中央宣布撤销中央常委职务。同年1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建议:罢免右派分子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右派分子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人民日报》1958-2-2第2版)。1965年5月15日在北京病逝。1981年在二十七名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中, 改正了二十二人,陈铭枢(故)也在其中。
[7] 朱庆澜(号子桥)(1874--1941),浙江绍兴人,上海佛教界的名流居士。1892年,任黄河修复工程的河工委员, 1911年支持辛亥革命活动,推为四川副都督。1912年在北京任总统府军事顾问陆军中将。后调任黑龙江督署参谋长、代理黑龙江巡按使。又兼任滨黑铁路督办,他主政黑龙江期间,曾从沙俄手中收回松花江航运权。1916年任广东省省长,他把省长自己40个营的警卫军拨出20个营交给孙中山指挥。这支部队后来成为孙中山建军的基础,其中著名将领有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922年重返东北,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他发布告,宣布撤销白俄分子把持下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地亩处。此举不利于英、美、法、日等国利用白俄反苏的政策,招致上述国家驻哈领事的不满和抗议,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曾亲自来哈尔滨,攻击朱庆澜收回地亩处是“野蛮举动”,要求立即恢复原状,被驳回。1925年2月,他辞去一切职务,专门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在天津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救济冀、鲁、豫及平、津灾民,1930年长江发大水,担任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他联络各界人士,成立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任会长,支持冯玉祥、吉鸿昌、马占山、宋九龄等抗日救国活动。1931年朱庆澜在上海成立抗日后援会,募捐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1932年为国难会议会员。全力支持1。28淞沪抗战。1936年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1年病逝于西安。
[8]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字竟无,江西宜黄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六岁丧父,家贫,自幼苦读,二十岁捐得秀才。1905年赴南京,追随杨仁山居士学习佛法。不久,他东渡日本,寻访佛教遗籍。在东京,他和章太炎、刘师培等,常在一起切磋佛学。,置家庭生计于不顾。1910年竟无先生年已四十,决心舍身为法再次赴南京依杨仁山居士研究佛法.1911年,杨仁山居士生西,时值辛亥革命军起义,城内混乱,竟无先生坚守南京金陵刻经处四十余日,保全了经版。从此,竟无先生埋首佛典,把一生都献给了佛法研究、佛典整理、佛教教育等事业,在他主持下已刊印出二千余卷佛典,一生著述甚丰,晚年自编所存著作为《竟无内外学》,凡二十六种,三十余卷,。在佛教教育方面,欧阳竟无于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学。1918年,竟无先生与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沈子培、陈伯年、梁启超、熊秉三、蔡孑民、章太炎等,共同发起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基础上筹建支那内学院1922年 7月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任院长,吕征任教务长。1949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1952年经内学院院董会决议,自行停办。在内学院的三十年历史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梁漱溟、熊十力、吕征、汤用彤等,都与内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先父旅欧归国后,曾向欧阳竞无老师学习国学和佛学。
[9] 徐悲鸿(1895-1953)是兼用中西艺术之长的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自幼随父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 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 191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美术作品。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及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及个人画展。抗战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及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建国后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在绘画上,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其素描多作人物、肖像,油画长于人物、风景,中国画则融西方艺术手法于中国传统艺术之中,别具一格。兼工人物、花鸟、走兽、山水,尤善画马。他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培养了一 大批美术人材。代表作有:油画《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漓江春雨》、《晨曲》、《泰戈尔像》、《奔马》等。有多种画集、研究文集出版。著有《徐悲鸿艺术文集》等。北京建成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徐悲鸿先生是先父盛成少年时代在上海震旦预科的同学,后来两人又到法国求学,旅欧多年,抗战前都曾在北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抗战期间都曾在武汉、桂林、重庆等大后方并肩参加抗日救亡、国际宣传工作。8,15胜利后不久又都回到古都北平。长期交往,他们情同手足,结为挚友。(送行诗中 “成中兄”便是盛成。2徐悲鸿《送成中兄从戎南去》赠书原件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盛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