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一尊坐西向东的铜像

——上个世纪20年代，一本由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盛成用法文写作的《我的母亲》，在欧州掀起了“中国热”

——上个世纪80年代，法国总统将荣誉骑士勋章颁给了归国的北京语言学院一级教授盛成；90年代，他的铜像塑在家乡的扬子公园

——2009年11月，盛成诞辰110周年，仪征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并修复其故居

盛成，一尊坐西向东的铜像

·汪向荣·

一

    一座古塔，一座鼓楼，一尊铜像，三物鼎立构成了滨江古城——仪征（真）最显赫的文化遗产地标系。

    塔，最早立于唐朝，传说是泗州僧造下七级浮屠以镇压江滩白沙的，千年来屡遭兵火，烧得只剩下赤裸裸的骨骼，却依然不屈耸立，似如椽之笔直指苍穹，占了江淮同类的制高点。

    鼓楼，明时修建，临河而筑，曾作城南老城门，飞檐峭立，似越过数百年云烟的大鸟，振翅欲飞，它的碑记上镌刻着嘉靖沿海民众奋勇抗倭的历史故事，如今，是江苏仅存的三座之一。

    塔也罢，鼓楼也罢，都是用砖的语汇描绘的坚实文章，因日读月诵而常新，因后人敬重护呵而不塌，甚至连城南的许多民居都是用战争废墟上的残砖碎瓦修建的，且牢靠坚固，无须石灰粘连，那需要怎样的精到的工艺和智慧？

    最新的自然是那尊铜像，一位神情恬淡的老者铜像，视野通透，一目了然地独拥着扬子公园前偌大的广场，背西面东地静坐，圆帽、套装隐藏在深褐色之中，手握的拐杖似要扎往大地深处，再清晰不过的是舒展于朝阳下慈祥、生动的面容，再清脆不过的是玩童似的笑意，在雨后纯净的空气中传播开来，在澄碧水面上荡漾开来。背依着200多亩入江达海的镜湖，前面是先通往鼓楼，再通往古塔，以及塔下老者故居——世德堂的街道。

    铜像，出自中国现代雕塑大师吴为山的创意，写实而传神；题词，则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手笔，遒劲而流畅。铜像的真正份量浓缩在像后的几行碑刻上：盛成（1899—1996年）仪征人，留法归侨，北京语言大学一级教授，著有《我的母亲》，获法国总统颁布的荣誉骑士勋章。作为注脚，金字塔般展开的铜质书页，集录着《我的母亲》有关仪征的描述“……仪征，自有它的短处。然而它的长处，妙不可言的长处，亦非离开了仪征，不能觉得……常问，我是甚么人？我何以是中国人？我为什么是中国人？《我的母亲》就是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面对铜像，虔诚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铜像，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能够身后受塑不是一代人杰，就是旷世奇才，南京有孙中山，扬州有鉴真……而在仪征，塑像更为神圣、庄重之举，因为历史上只有皇帝的先祖有过如此礼遇。《宋史》载：冶炼业高度发达的建安军（古仪征）西北小山上出现了盈盈王气，宋真宗就挑选能工巧匠铸造了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四座金像，因仪容逼真，遂下诏将建安军升为真州，故称“仪真”。如今，“仪真”出现了这样一个驰誉世界的名人，怕也只有用塑像才能表达对他的崇敬。而普通民众更多要探询还是《我的母亲》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盛成何以会赢得戴高乐、密特朗、希拉克三位法国总统的敬仰，获得拿破仑1802年为表彰为国作出杰出贡献设立的荣誉军团勋章？一个普通的仪征人又靠什么征服了世界？

二

    20世纪20年代，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面对着十月革命的风暴激荡，素有革命传统的西方文化中心巴黎，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向着“民主、自由”的理想集结。1899年出生在仪征天宁塔下旧文人家庭的盛成，他11 岁离开家乡加入同盟会，投身南京光复战斗，成为“辛亥革命三童子”；随后与北大学生一起参与“五四”运动，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成立救国10人团联合会，运动末期，20岁的盛成在黄兴夫人资助下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他一边学习桑蚕、生物、人类社会学等西方学科，一边加入法国社会党，参与创办法国共产党担任省委书记；一边忍受扛运木料，艰辛糊口、接受救济的生活重轭；一边又潜心研修语言，汲取民间文学，创构新的章法，狂热投身旨在思想大解放的“达达”运动，与毕加索、海明威等成为莫逆之交。

    面包、奶酪、葡萄酒是否与中国的油条、包子、烧酒有着默契的对应？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卢瓦尔河是否与家乡的天宁塔、鼓楼、仪城河有着同样的意趣？西方的束腰、吗啡是否和东方的缠足、鸦片同属害人的恶习……白天的喧闹和挣扎后，陋屋孤灯下盛成就多了几份沉思反省：或以古老的东方为鉴对照西方，或以法、德、意、俄……为鉴反映中国，他渐渐发现了世界共存的真谛“人类的好是共好，人类的坏是公坏；是，永远是是的，非，永远是非的；世界只有一个是非，不能因人欲之私而可混淆或可颠倒的！人体是一体，人道无二用，‘归一’才是前进的正道。”豁然开朗的灵魂，见微知著的悟性，让他坚定了用东方文化去打开西方“城堡”，用中国智慧去催化欧洲“心扉”的念头。

    此刻已在巴黎大学主讲《比较蚕桑学》的盛成，深知西方对中国存在“野蛮、无知、少才”的陈见，当他面对1000多名各色听众疑惑、轻蔑的目光时，坦然、慷慨地讲起了中国“群经之首”《易经》来：“天人合一，皆遵循必变、所变的大道理，必遵循知变、适变的大法则”，他尝试着对东西人类、文化的共融互通性进行生动的阐述，推崇“天道不可逆，君子当自强”积极人生态度，比法国人还法国的娴熟语法，比西方人还幽默的精彩演绎，比街头艺术家更亲民的朴素神情，让眯着双眼的绅士们一下睁大了双眸，闪烁出惊喜的光辉：原来东西、中外是可以殊途同归，相互交流的。就在台下，坐着“当代雨果”法国第一诗人瓦雷里，他对神秘的东方早就萌发了探究的兴趣，这堂博得满堂掌声的讲座为日后盛成站在这位巨人肩上，从法兰西天空下摘星揽月创造了良机。《易经》的主讲成功，开了中国人向西方主流社会传播汉学的先河，更使盛成发于内心的一株幼芽渐渐在欧风中绽放开来：我要以母亲为主线写一本世人喜爱的书，因为母亲是人人皆有的，母教是人人皆受的，母爱是人人皆享的。

    1928年，盛成酝酿数年用法文写成完全属于私家传记的《我的母亲》在多家出版社吃了闭门羹后，同为社会党人的社会活动家加皮夫人鼓励他：自己救自己！她给了五法郎，让他发快件直接寄给有过一面之交和书信往来的瓦雷里，当时，如日中天的瓦雷里享有“惜墨如金，吐言似玉，文不轻作，所作必精”的盛誉，社会名流家家书橱中都装饰着他的作品。出人意料的是，瓦雷里为这位无名小卒100多页的小册子写下长达16页上万字的序言，这在法国当时是空前绝后的厚待，毕加索对盛成羡慕不已，“瓦氏一字千金，你相当于得了一百万法郎的资助！”瓦雷里不仅肯定盛成的写法“极其新奇，极其伶俐，富有旨趣，娴熟迷人”，更称道盛成冒险大胆的视角，“拿一位最可爱与最柔和的母亲，来在全人类面前，做全民族的代表，可算极奇特且极有正谊（义）的理想。既奇特而极有正谊（义），如何使人不神昏颠倒、心摇、情动、山崩呢？”“作者的野心，既简且小，他要动我们的心，在中国的深处，放下一线极温柔的光明，叫我们看了想看，看了生趣……”说到底，盛成作为中国人是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全面、客观、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浓缩了的封建王朝末期苟延残喘、回光反照的家庭悲剧，一帧代表民族意义勤劳茹苦、朴实坚毅的母亲形象，一幅洋溢着东方智慧和醇厚民俗的仪征地方奇妙画卷。瓦雷里自觉这本书能引领西方人去关注平时“所漠视、所轻视、所嘲弄之事物，尤其超越欣赏瓷器、指南针、烟花等单一物品去研究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民族生活、中国民族的生命力”。《我的母亲》是一本书，西方人从未看过，而字里行间深埋着精神磁铁，隐藏着心灵香饵的奇书，一扇将中国骤然拉近上万里，让西方看清明察的的窗户。

    其实，不该忽视的一个情节是，对母亲怀有深爱的盛成，此前，在蒙白里车站偶遇安葬母亲回来的瓦雷里，见他一腔忧思、满脸哀伤，禁不住感同身受，打破自己是“游民”对方是“缙绅”的界限，冒昧却是真诚地去了封信“你没有母亲的时候，你才想起爱你的母亲；你没有母亲的时候，你才了解你的母亲的慈爱——亲丧是万国的亲丧，心苦是人类的心苦。因此，我以一勤工俭学学生来安慰翰林大学士，因此，我前来怜惜一个苦人。”由此可以看出，动人心魄的与其是一本书，不如讲是盛成敞达人心对天下母亲的孝敬。他临出国前，母亲给了一席赠言：“爱自己母亲的人，也应当想到别人的母亲。你到国外去很好，外国人不一定是坏的。我想，你拿待我的心去待人，我想天下人都是你的母亲。”盛成由已及人的博爱得到了回报。《我的母亲》介助瓦雷里居高临下的振呼和“电闪雷鸣”的强击，震动了整个法国和欧洲，如潮的好评让盛成第一次昂首阔步迈进西方世界向一个中国人敞开的大门——他靠的不是列强们欺弱凌小的铁船钢炮，他靠的只是西方文本对中国鸦片战争后50年社会苦难、家庭不幸，母亲痛楚的客观描述，生动写照，是无关强权、压迫却控告专制强权、压迫的文字“诉讼”。

    ——法国《世界报》的评论是：盛成打了一个大胜仗，使瓦雷里能够听他的话，不再把东方人当作一个“怪物”来看待，这可真是了不得，简直开了一个新纪元。

    ——《巴黎清行文艺周报》惊喜：自辛亥革命、欧洲大战以来，关于中国问题出版的书籍，其结果还是一个大问号……但有一本书，由西方化的中国人直接用法文写的，这个中国人在我们语言与我们文学上的贡献比瓦氏的价值还要贵重些。

——《欧州杂志》赞扬：在战后关于东方的著作，没有比他的著作还要重的了，以法国而论，我看不见有与他相等的人……

    ——《活世纪》不吝溢美：因为他是一个新生的东方辩护者，他所说的差不多是从研究中来，从思考中来，从实地经验中来，恐怕他是第一东方人。

    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法、英、德、西、意、捷、俄、匈、荷、瑞、希、丹以及土耳其、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报刊都发表了褒奖评论，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梅特林以及大作家罗曼罗兰、罗素等无不热情称颂，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为《我的母亲》所吸引，通过瓦雷里认识了盛成，结为终身好友，1930年、1935年英文《密勘斯评论报》两次将他列入世界名人录。

    在西方世界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关于东方的著作之冠的《我的母亲》，累计发行量超过100万册，部分章节被法国纳入中小学生课本，并灌成法文录音带广为传播，后来，法国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盛成的“盛成之友会”，每个周末都要讨论他的作品，朗诵他的诗文。

    参加辛亥革命革命后即将原名盛延禧改号“成中”的盛成终于在西方文化中心成功塑造了一尊让人敬仰的中国铜像——那是耸立在欧洲人心上的。

三

    盛成是1919年11月12日五四运动尾声，从上海黄浦江滩头登上了开往欧洲的客轮的，14名同行的震旦同学中，他醒目地高擎着一杆国旗，耳畔犹想起孙中山先生的叮呤“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但革命之路从未平坦过，他参与创建了法国共产党，却因擅自参加罗曼·罗兰召集的世界妇女大会，遭到除名；而在国内，追随孙中山先生誓死护法的长兄盛白沙也遭军中叛徒杀害，蹈海殉难；勤工俭学之途同样坎坷，初到巴黎后的中国穷学生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因贫致病，因病致死者超过200多人，群体性抗议又遭到镇压，一学生混乱中竟被电车辗碎，同事们忍着悲痛把他血淋淋的心脏浸泡在酒精里，当作永远“控告”的标本。盛成甚至一度与蜷缩在桥洞里的流浪汉为伍，到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里倾听饱满的钟声排解饥饿的折磨。本想在精神世界找到温暖，可爱情更是只有浪漫的开花，无一圆满的结果；国内初恋夭折，黛玉般多才的苏州姑娘徐佩亚罹病早逝，临终与他共读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随后的六次域外情，同样“十年相思泪，肠一日而九回”，令盛成刻骨铭心的是他的意大利经历和第二个异国情侣——

    闪烁着文艺复兴圣火的意大利，在盛成心中就是“西方的中国”。在这里，他作为皇家巴都大学的优秀学生代表去车站迎接来校讲授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知道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不仅拉得一手好提琴，而且特别喜爱中国唐代李白的诗词……在这里，他拜访了在滨海养病的高尔基，亲耳聆听大师借物抒怀，“现在的‘大海’已被分割成许多格子，人生活其中不能鱼跃，也不想驰聘，想出格的反而被视为大道大道……”盛成，由此联想到中国的旧传统，封建的礼教，不就是那禁锢自由和民主的格子吗？

    在这里，他更遇到了同窗听课，同室养蚕，并热心资助他读书的姑娘露意莎，他侃侃而谈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广识，让她倾心她与爱因斯坦合奏《田园》之声的才情，令他佩服。当他在700年校庆万人狂欢大会上作为中国男儿代表即席演讲，博得“中国万岁”的欢呼时，是她以激情的热吻和动心的玫瑰表示了祝贺。露意莎引领盛成熟读了她的圣经——但丁《神曲》，并沿着彼得拉克、但丁、乔托、萨伽丘等先辈的足迹开始了订婚之旅，直至俩人双跪于但丁的石棺前祈求：真正的但丁，我们求你作我们永远相爱的证人，求你作我们的证婚人！终点只差一步，完美只缺一角，然而幸福的大门轰然紧闭：盛成是东方人，露意莎是西方人，她的寡母岂忍母女天各一方，永不相见；更难逾越的是教会无形的压力：信奉基督教的露意莎不得与异教徒通婚，否则就是判逆、犯罪，孝与爱拼命争夺，忠和情竭力撕扯，一对恋人，两颗芳心裂帛似的碎了。盛成神魂颠乱，险被电车撞死；露意莎不屈世俗，终身未嫁。生吞下这一枚枚外涂着腥胆、内裹着酸涩的苦果后，空荡的灵魂反而被一种暖流所充盈，盛成想起了贝多芬的名句：我将扼住命运的咽喉，勉励自身迎难而上；盛成走进但丁的“天堂、人间、炼狱”三重世界，寻求死而后生的“神灯”，烛照孤寂清冷的人生，找寻神圣大爱的方向，指引温暖光明的未来。一股发酵已久的贲张力量加速了他奋笔疾书的选择。盛成1934年在《我怎样写我的母亲》一文中坦言：“可以说露意莎的黑头发、红衣裳、多活泼和《第九交响曲》是我对文学生发生兴趣时最大的关键（除了母亲，笔者注）同时我相信，女子不都是钱做的，女子的爱情，可以培植文人，可以教育天才的。”

    “慢慢地我想写一本书，这本书要有《神曲》的精神，要有《第九交响曲》的音调，饿肚子的朋友，痛苦者的知音。

    但丁拿他的爱人和他的圣人来领导《神曲》……我的母亲一生一世教训我们，她真是我的圣人，我心中老觉得别人爱我是一时的，我的母亲爱我是一世的……我何必去找爱人来做我的向导，我自然要找这位爱我一生一世的母亲做 ‘人曲’的主宰。”

    盛成没能在爱情道路上实现东西归一，他所倾慕的异国女性多是内心复杂而深重的的东方犹太人，是摩西的天法与伊凡的魔力混杂的种族，是儒家的天法与佛教魔力融合的华夏民族在西方的翻版，有貌合神似，更有抵触排斥，一个“露意莎”的失去，将他从光明的天堂推入了焚心的“炼狱”，但另一个“露意莎”的降临，又让他穿越荆棘遍布、野火丛生的现实，在东方母亲和西方情人的双重深情注视下奏响了一阙东方的“神曲”，中国的“人曲”——《我的母亲》，不绝的回响飞荡在20世纪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学高峰之上，袅袅弥散于空灵无尘的天国之下。

    不过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可得到的爱情和无以回报的恩德，盛成却在胸中建起了一座乐园，将她们一一典藏，精心呵护，把那些美丽而忧郁的容颜刻在心上，把那些无私而暖心的关怀融入血液。因为初恋的佩亚学的是桑蚕，令他铭心，他留法时最早也研修了桑蚕；因为异国第一个情侣亚美尼亚姑娘海涯思丹，女扮男装保家卫国，令他敬仰，抗日战争暴发后，回国的他亦弃笔从戎走上了抗日前线；因为与大诗人普希金的恋人有着同样的芳名，俄罗斯姑娘丹娘促成他日后翻译了普希金的最后一部叙事长诗《茨岗》；因为与另一位俄国犹太人滴娜的深情，使他将二女儿的名字取名为“滴娜”。还有，为了感谢保罗·瓦雷里的知遇之恩，他为大儿子取了“保罗”的名字；为了感谢美藉妇女碧西对他留法时的资助，他为大女儿取了“碧西”的名字，这样盛家，就成了一个世界的“大盛家”，跨越东西，结缘中外的“盛大家”。事后想来，恋爱之爱，友情之情，不都是延伸了、放大了、升华了的母爱？母亲不过是爱人的明日，爱人不过于母亲的昨天，这岂不就是心中追求的另一种亲情、友情、爱情的“归一”。

    人生之途路漫漫，盛成前进的每一步足迹背后，无一投射着“至爱”的剪影，激励他在劫后的心田上更加辛劳地耕耘、收获，在跌倒的旅途中更加坚强地爬起、阔步；“多少年来多少事，多少玫瑰多少刺，多少血泪洒东西，多少相思多少字。”声声感慨中，盛成清晰地听到了年逾花甲的老母在呼唤：恍然大悟中，盛成更加思念大洋对岸的家乡。

    《我的母亲》就是心灵深处开启故园大门的灵性钥匙！

四

    远隔重洋，盛成想念最多的自然是故乡；历经坎坷，盛成回味最多的自然是母爱。

    ——毕竟自幼读书调皮，有心“犯上”，将“马”字写成“馬”字，遭来私塾先生雨点般戒尺重罚时，是母亲不忍他稚嫩的手“皮开”，幼小的心“肉绽”，主动为他转了学。

    ——毕竟少时遭受了邻家孩子的欺侮，是待他胜似亲儿的乡下“保姆”万妈妈像母鸡看到小鸡受到老鹰攻击，奋不顾身将他从重围中救脱出来。

……

    “可如今，妈妈！现在在哪里，我儿时……受了委屈，我都教你来救我。现在，我受社会铁锤的痛击，又叫谁来救我。我想到你，我的心苦。我要叫你，我又不敢。真爱的妈妈，你喂我的饭，还在我的肚子里，你教我的话，还有我舌头上。”

    妈妈的血在盛成的脉管里流淌，妈妈的智慧在盛成的脑海里激荡……

    但中国毕竟是盛成的中国，仪征毕竟是盛成的家乡，母亲毕竟是盛成今生今世的亲娘。当盛成《我的母亲》在全球走红，他被舆论视为现代首位中国文化使节，但盛成很快选择了回国，并顺道受访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土耳其、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埃及国王亲切接见他，当地名流以活羊生血、国宾礼炮迎接他；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安排总统别墅，美酒琼浆招待他；比他大40岁的印度诗圣泰戈尔和他开怀畅谈……“中国长城倒了，中国青年出来同世界青年携手了，”“将来要真正成为世界共有五个条件……美国希望不大，印度只有一半前途，苏联希望很大，还有就是中国”。从欧洲到阿拉伯、西亚、南亚，一路上听到这样的称道，盛成为中国人自豪，恨不能生出一双翅膀，立即飞到阔别11年的祖国，回到年过花甲的老母身旁。1930年10月10日晚，盛成终于下榻到上海神州大旅馆，梦中忽闻急促的敲门声，一发白齿落的老妇人偕一少年立在面前，半天，盛成骤然惊醒，心底里冲出暖暖的一声“妈妈！”，就把头直向她的怀里滚去了。对于苦了一生一世的母亲，盛成祈望她能象祖母一样活到九十岁，过上一些好日子。谁知，仅仅过了一年，回到北大、清华任教的盛成与徐志摩等好友宴请法国作家，宾主刚尽欢而散，一封“母病故速回”的急电就让他肠断肝碎……好在，母亲死在他回国之后，好在母亲死在日寇侵入仪征之前，盛成从此可以无所牵挂，怀着母亲“人没 ‘气’等于死人”的鞭策，义无反顾投身抗日救国运动，从上海、重庆到广西一路热血，一路慨歌，从十九路军义勇军联合政治部主任到“游击教授”，参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与老舍、郁达夫、郭沫若等同台，直至1947年赴台湾任教，孤悬离岛，正义不改，遭软禁十八年。盛成母亲生了三女三男，两女夭折，一女聋哑，唯三个儿子“横空出世”被当地人称为“盛氏三雄”：老大盛延祺（白沙），最早的同盟会成员，海军先驱，“不要钱，不要名，不要命”誓死效忠孙中山革命，壮烈捐躯；老二盛延禧（成），“辛亥革命三童子”、五四运动推动者，抗日前线急先锋……老三盛延武，追随长兄足迹，加入海军，志在报国。

    一个忠义之家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一个母亲培养和维护着的忠义之家演绎过多少旷世的传奇？1935年，一册与法文版有所差异的中文语《我的母亲》在国内出版，给许多国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五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既是国人的经验之谈，也是西方的科学论断。

    1929年4月，在邀请法国文艺界名流参加的盛成回国欢送会上，东道主、知名作家纪德精辟概括《我的母亲》成功之道：没有地方文学，就谈不上民族文学，没有民族文学，也就无所谓世界文学。《我的母亲》是中国的民族文学，又是她的地方文学，所以才能立于世界文学的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

    这地方不是别的，就是真真切切、活活泼泼的仪征，就是昆仑余脉蜀岗传来中原气概、汉家豪杰不绝的仪征；万里长江巨浪绽现江淮气度，仁人志士辈出的仪征；运河在那里出江，滁河在那里入江，南北在那里连接，文人在那里荟萃的仪征。盛成幼儿启蒙时，博闻广识的母亲郭汝功讲了多少孝、悌、敬、信、忠的五礼典故，说了多少慷慨悲壮的热血故事：为救伍子胥过江，免留不义口供，浣纱女自愿投了河，渔丈人舍身跳了江；拒收重金厚禄奖赏的无名义士帮助文天祥逃了难，宋时苗再成、明朝黄得功誓死抗敌、与城共亡……诚如郑板桥诗云：“真州漫笑弹丸地，从古英雄尽往还”，原来1000多年的真州是座地地道道的英雄之城，是座不折不扣的诚义之城，喝着扬子江、仪城河长大，看着江南山、蜀岗成人的仪征好男儿的脊背是坚挺的，大丈夫的承诺是算数的，就象盛家东边那座天宁塔，火烧了一次又一次，太阳照样从塔上升起，鸟儿依然在塔间欢歌。

    从厌旧思变却英年早逝的父亲盛元龄口中，盛成又听到多少愤世嫉俗的感叹：甲午落败、八国联军入侵、戊戌变法流产，国已不“国”，父亲作《勾践卧薪堂胆论》，又拟《李陵答苏武书》，直怕“君臣上下，气息奄奄”； 直骂“狸狐升座，榻旁闻鼾睡之声”恨煞慈禧，直盼“北美为英人所隶，华盛顿合众国强，而共和立国，英之困于拿破仑也，惠灵顿志气不衰，卒流法皇……”耳濡目染下盛成自小喜读《离骚》，看端午竟渡，为屈原打抱不平，而且爱上平平仄仄的古诗，早早就给辛劳的母亲献上精神的抚慰“乌鸦反哺/我语小乌/汝哺汝母/我哺我母”，而一旦走上颓废的城墙上散步，目睹郊野的红花芳草，又自然联想到旧时的碧血丹心，英雄冒险的故事让不满10岁的他热血沸腾：凭从星沙会馆戏台顶上摘下的三戟瓶，他战胜了其他两位与他争王的孩子，当上了“司令”，带领120多“小人”杀向城南大码头，仗势欺人、拥有400多人马的县衙门快班的儿子很快被智取招安，盛成和他的孩子兵又在全城发起了收缴大烟，反对裹脚的清户运动，蛮横、守旧的祖母本就容不得“复辟”，社会上“混世魔王”的指责，更加深了祖孙俩的冲突，好在仁慈的母亲，一面向外人谦卑地道歉，在“老佛爷”面前求饶恕罪，一面又呵护着“无法无天”的“乳臭小儿”，实在无处安身的盛成只好随兄到了南京求学去了。

    在《我的母亲》中，盛家就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封建王朝的浓缩版本，专权霸道的祖母仿佛慈禧，有志无力的父亲好似光绪，万苦集于一身的母亲俨然隆裕，她无一日吃过一顿饱饭，无一日不担心对婆母的怠慢，无一日不在债台压榨下煎熬，无一日不用咸涩的泪水洗脸，然而“死”这个黑色恶魔偏偏隔三差五用通红的火箝夹她的心：与她最知心的伯母得了产后痨，别人偏说她装病，药吃不下，旁人又讲她怕苦，直到有一天她真的郁闷要死了，却只留下一句话：“我死了，家里就安宁了。”家，真的就此会安宁吗？伯父受不了打击，第二年27岁的青年才人也得痨病死了，而最爱母亲的祖父也在新年头撒手而去，母亲反复念叨“做一个女人有多少苦？”其实，对此盛成也是有着记忆的，父亲在杭州当一小官劳累过度，客死他乡，一向大权在握的老祖母却什么事都撒手不管了，无奈生下小弟才两个月的母亲，不仅要忍住丧夫的悲哀，还要里里外外张罗接灵柩，设灵堂，待祭客，找坟地等一大筐繁务，亏她一个人生不如死地硬扛着，但父亲“三七”那天晚上仅仅因为佣人多买了三个铜钱的青菜，“老佛爷”就当作满堂亲朋迁怒于母亲，数落不休，可怜母亲长跪下虚弱的身子，直到深夜。

    盛成记住了母亲的善，读懂了母亲的苦，更难忘母亲的坚强。母亲此后一病三年，几度与阎王爷一步之遥，郎中下了“准备后事”的结论后，全家老少哭作一团，仿佛天要塌，地要陷，一息尚存的母亲劝慰起祖母“娘，我不去死的，死了谁来服伺你；死了，谁来照料他们”。不屈的活力让母亲重新站了起来。清朝灭亡，仪征光复后，盛成兄长白沙十九岁就做了县议员，由于仗义执言，触犯了土豪劣绅的利益，包括一些受过父亲生前恩德、通融的人都上门找岔清算了。一孙姓，不顾祖上“孙姓不得过问”的契约规矩，带领一大帮人马，过年前几天闹上门来要赎几十年前送给盛成祖父的田地，东屋、西屋、前屋、后堂全被占据，祖母吓得浑身发抖，只有母亲镇定自若“有理说理，打官司，打了大总统面前，绝不让他一步！”腊月三十，孙家娘子军又杀过来，事情到了非摊牌不可的地步，否则那年关就闯不了。母亲喊上全家直闯县衙门，一怒之下将火炉“扑通”一声掷向公堂，许多打抱不平的民众也在一旁助威，“有本事的，你们出来”，全家从没有这么心齐过，从五点到九点，盛家老小占领了衙门，直逼民政局长破例在除夕开了堂，当场判出是非，一张拘票将敲竹杠的孙氏看了起来。终算过了一个太平年，母亲在盛成面前多了份感慨：“欺人孤儿寡母，玩弄无知之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罪恶，这是社会的罪恶！”自此，母亲的形象在盛成心中愈加高大起来，有挫折他想起了母亲，有困惑他想起了母亲，母亲就是他风雨飘摇时的定海神针；母亲就是他六神无主时的主心骨，母亲在他心中就是一座风吹不倒，雨淋不酥的雕像，铜塑的，铁打的，钢铸的。

    其实，母亲给予盛成心灵恩泽的又何尝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正面磨砺和积极影响，盛成在法国主修生物科学，师从赫胥黎弟子学习《人类社会学》时，就有了一个十分明确的认知：人类道德的、精神的、体质的各类遗传，往往由二十年代前的老祖宗传到本身”，生物的遗传，更以母亲居多，母亲遗传能力要比父亲强大，那么沿着盛母族系追溯，在生命上游的两岸我们会看到怎样令人诧讶的景象？瓦雷里为《我的母亲》作序时，已敏感地发现“这位文人，是文人之子，中国古家庭之后裔，在他母系祖宗中，我们可以推得出令中外古人皆崇拜的老子。”然而，完整的遗传链更让人大吃一惊：在仪征清朝历史上，扬州、仪征、泰州一带曾出现中国儒学最后一个学派——太谷学派，其传人，一为张积中，人称“北圣人”，另一位李晴峰，人称“南圣人”他们都是仪征人，倡导“立功、立言、立德”的奋斗目标，要求“穷则独善自身，达则兼济天下”，主张“富而后教，养民为本”。咸丰元年，张积中携家带口到山东黄崖山定居讲学，教养兼施，且耕且读，族居数千户，教徒上万人，因拒山东巡抚阎敬铭的介入而受到报复围剿，但张积中临危不惧“积中丈夫也，伏剑而死则可，桎梏而死则不可，积中以身殉学，何不为！”他最终引爆火药与教徒一同自焚，这就是史上有名的“黄崖教案”。而积中先生的胞妹嫁给了李晴峰，生有二女一子，长女即盛成的外祖母。

    而母亲族系上游同样赫然可见的另一座巨塑，则是盛成的外高祖阮元太傅，阮元何许人也？乃清代一代名儒，三朝阁老，九省疆吏，明中外、知古今、通数理、精天文，训故、校斟、目录、典章、史学、金石、文章、书法、经学无所不涉，且创办了中山大学前身学海堂，主授史经、国学，阮元堪称一代“百科全书”，仪征学派祖宗，如此博学贯通，世界少有。由此“太傅的思想，遗传给我的外祖父，再传到我的母亲，成了天性，母亲是‘平、实、精、详’的一个人，再加之母系遗传，与李、张氏家族，自然我的母亲是一个庄重、慷慨、八面玲珑婆娑之浣纱女的返魂梅。”浣纱女，是历史上仪征第一烈女，“返魂梅”为仪城东门外千年以上古物，宋朝、清朝两度死而复活，雪中吐芳，飘香数里。

    那么，母亲族系的秉性、修养自然也会汩汩流入盛成的血脉，注入他的内心，外化为一种力量，内涵成一种品质。根深才能叶茂，水深方可卧龙。这就不难理解盛成何以会受联合教科文组织委托，将反映太谷学派活动的小说《老残游记》译成法文，把比老庄《楚辞》还深奥难读的瓦雷里名诗《海上坟园》翻成对仗工整、美仑美焕的中文读本；又何以一生师宗孔孟，倾心老庄，浸淫佛禅，知晓天文，熟识地理，学贯中西，精通法、英、意、俄、马来等10多多国语言，归国后即成为北京语言大学一级教授；又何以在60年代年近七十离开台湾后，仍然会重返法国，不惜放下名人架子，拍摄“大米”广告自力谋生，甚至主动到南部乡下重新回炉两年法语，以尽快与时代接轨，甚至70年代后定居北京，九十多岁的高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还坚持拿着高倍放大镜看书阅报，写作上下行反复重叠难以辨识的的论文、诗章……

    显然，斗士、大儒合二为一的盛成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无论是自幼，还是年迈，他的内心深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被一群高大、威严的英雄和大师塑像所包围；每一次仰视，都是压力，他不得不学习，汲取、借鉴，每一次崇拜，都是动心，他不得不融汇、超越、创新，因而阅读《我的母亲》时就会感到它不只是一本自家的传记，而是政治、历史、地理、天文、民俗、宗教综合的“万花筒”，是诗歌、随笔、散文、小说、评论交揉的“百味丸” 是东方实录与西方抽象的“混血儿”。仪征辉煌而多舛的旧时风物，仪征多彩而生动的四时节俗，仪征人家的传统组织、运行秩序、礼义规章、生死沉浮……一切看似都是昨天的、记忆的，但一切又都是浓缩、寓意的，纵线是家事，横向是国事，坐标点就是“母亲”。

……

六

    1978年秋，誓死不当洋奴，终身未入外籍的盛成，已是80岁的高龄，他第二次告别第二故乡、文学祖国法兰西终归生他养他的土地。

    1983年5月10日，应邀访华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你们江苏有位叫盛成的老人，他跟我国有‘当代雨果’之称的大诗人保罗·瓦雷里是亲密朋友，我们为此感到骄傲。”

    1985年，法国驻华大使马乐先生代表密特朗在北京大使馆向盛成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如今，那枚星光熠熠状的勋章就永恒地雕饰在仪征扬子公园的盛成铜像底座背面。显然，1802年5月19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颁令为国作出杰出贡献者设立这一最高荣誉奖时，他不会想到180年后会有一个用语言的橄榄枝敲开法国大门的中国人能获此殊荣，但有一点是预料到了——1815年，惨遭滑铁卢战败而被放逐到大西洋圣赫勒拿岛后，他意外接访了曾带队到中国商谈贸易开放遭到驳回的英国外交家阿美士德，这位外交家是专门来听取拿破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的。

    拿破仑坦言告之：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在它的脸上叫几声，但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盛成的《我的母亲》描述的正是睡狮醒来前的混沌世界，展望的的正是醒来后的赤炙新宇，盛成就是东方雄狮在上个世纪最早投向西方的第一束闪亮的目光，发出的第一声威猛吼叫，人们从他早期跳荡着欧派“达达”节奏的《狂年吼》中其实应当听到来自东方的“雄狮之吼”了。

七

    一座古塔，一座鼓楼，一尊铜像，三物鼎立，支撑起滨江古城仪征的精神支柱。塔下，诞生过一个与中国民主革命紧紧联在一起的英雄家庭，楼门中走出了一位一手持剑，一手执笔，成功迈向世界的国际文化名人；铜像里，浇铸了一种叫“仪真”的不朽物质，在风雨洗礼中铮亮，在岁月抚挲下发光。

    曾经，盛成在苏伊士河畔瞻仰开河英雄铜像时，叹惜过国人淡忘了大运河的创造者，曾感慨：西方的文化是硬性、立于土中的铜像文化，明白、直观、敞亮中国文化是软性、诉之于墨的纸质文化，含糊、朦胧、隐晦。如今，他却用东方的“纸质文化”征服了欧州，家乡人又用西方的“铜质文化”迎回了自己的东方骑士。

    ——铜像向东是鼓楼，鼓楼向东是天宁塔。

    ——铜像背后是镜湖，镜湖连着城河，城河连着长江，长江通往东海，东海融入太平洋。

    —— 铜像前面是路，路连着城市，城市连着国家，国家连着世界。

    一座坐西向东的铜像，一座天人合一、东西归一的地标，坐着的是西游归来的游子，展开的是他写给东方母亲的，却属于整个世界的典章。

本站注：本文作者汪向荣系前《仪征日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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