盱眙大云山汉墓主人由于新闻报引起学术界和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大云山汉墓主人身份确定的报道，有轰动效应。之前的报道，墓主人身份不断更换引起了我的关注，于去年10月22日专门去大云山汉墓考古现场进行学习调研，现对大云山汉墓主人及时代问题提出6条意见，求教于有关专家商讨。

    一是历史上有三个江都王，第一是刘非，第二是刘建，第三是王莽篡位时恢复的江都王，（此人名字不详）《汉书》记载刘建继位江都王后，其弟刘定被汉武帝封为盱眙候。刘建只有一个女儿刘细君，由于刘建造反，江都国除，刘细君7岁到长安皇宫为奴仆，15岁时远嫁乌孙国，再也没有回家乡过。而刘定由于是汉武帝亲封侯，只对中央政府负责，只是地域上属江都国，不属刘建领导，直归中央政府管理。后代沿袭，所以王莽篡位时所封江都王是刘定的后代，这就是第三个江都王。

    二是从墓葬形制上看，大云山汉墓规模不可同北京老山、河北大堡台，扬州广陵王刘胥墓的黄肠题凑相比，因为大云山汉墓只是在墓室的中心，围绕棺室外放有长不到3米，宽不到2.5米相当于黄肠题凑的结构，外墓壁四周是竖的木板护壁，这不能叫黄长题凑的结构。整个墓穴在10×10m之下，也不符合诸侯王的标准。

    三是在墓葬外形上，只有西安的阳陵、茂陵和庙山地上部分是长方覆斗形，这三墓为何外形上如此一致？这同董仲舒有极大的关系，董仲舒先为景帝服务，后到江都国为丞相，最后又回到汉武帝身边。茂陵陪葬墓东边为董仲舒，西边为霍去病，而《汉书》记载董仲舒此人好营造，精易学推算，所以这三座墓连朝向都是一致，汉代帝王、诸侯王陵，没有同这三座墓地上外形一致的；再是从考古出土文物器型比较上分析、大小云山出土的釉陶器同西汉早期有很大区别，如壶没有高圈足，腹部较园，不是半球状，有的甚至是环底或平底，这是西汉中期的文化特点，鼎的兽蹄足比较粗短，一反西汉早期的细而长的特征，如《扬子晚报》所登铜鼎的蹄足便是明证。所出土铜镜虽有西汉早期纹饰特点，但一反早期铜镜镜身薄、底纹细密的特点，铜镜沿部也起变化，只能是西汉中期偏早的特点，同江都易王刘非所处年代挂不上号，至少相差30-40年左右。

    四是关于出土的铜犀牛，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墓，紧靠主墓之北出了一件贴金提梁卣，经南京博物院张敏先生鉴定为真品，其盖的捉手同大云山所出犀牛造型基本一致，1997年我征集到此文物时，曾专门去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搞清了出土位置，又征集到一件玄武朱雀铜灯，这一带墓葬为西汉中期偏早。（可阅读1987年《考古学报》“仪征龙河烟袋山西汉墓”）从大云山到龙河烟袋山为什么会出如此造型一致的物件呢？《汉书》记载，刘建准备造反时，派人到越国繇王闽候处送上锦帛奇珍，繇王闽候亦还送了细布、香草、犀牛、犀牛皮甲、翠羽、小熊猫等奇珍异兽。所出犀牛物件应该是在刘建时代南方送来之物。

    五是关于庙山江都王陵，已经严重被盗。为此事从2005到2008年我向有关方面反映，未能听取意见，及时采取措施而造成恶劣后果。在2008年5月26日由于我向仪征市委宣传部举报了此事，市委宣传部要求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结果消息泄密，当晚至第二天我、及向我提供情况的人均接到威胁电话，有的知情人甚至吵到我家门上，认为你已从2004年下半年已退下休息，不该过问此事。全部都被封了口，公安局难以侦查。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庙山被盗后，知情者告诉我，他亲自目睹一件青铜贴金朱雀灯，朱雀腹部有大量铭文是刘建专为其父刘非所造，歌功颂德，其落款为刘建名字，高达0.8米左右。为了谋取高价，专门请人译读铭文，此物后转至溧阳天目湖，卖给一位苏州富商。庙山在2003年1月和12月两次被盗，均是采取定向爆破方法，为了搞清被盗情况，仪征公安局黄如久同志，扬州考古队印志华同志连同我先后四次深入盗洞进行探查，情况是顶部西北角盗坑距中部偏东盗坑斜线距离13.7米，中部偏东盗坑距庙山顶东部边线8.3米，计算出来庙山墓东西长18米，南北长32米，证明张治天教授对庙山勘察的数据准确性。我在西北角盗坑的底部用手工铲向北剔除，出现了黄肠题凑的结构，从坑口到地下的上盖板深度为11.27米，双层盖板厚达1米，在底部还收集三只瓿的扁足，拼起来，此物器型巨大，腹直径达2米左右。2009年开春发现庙山顶部有三个盗坑，犯罪份子并未掩盖，这证明主墓室已被盗空，文物工作者无一人深入盗洞进行探查，只有仪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黄如久同志背着氧气袋，用临时接上的电源深入盗洞底部拍了一组摄像短片，我十分佩服黄如久同志不畏艰险的工作精神。从盖板到底部高约6米，12个边厢，11个被洗劫一空，1个由于泥水沉积不好进入，主墓室被塌下的泥土木材所压，无法窥其全貌，底部积水0.4米左右，很可惜未能以考古学的方法进行拍摄。此案后由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破获，据传说安徽警方缴获了庙山出土32件金，贴金、镀金青铜器，不少器物上有铭文，器型较大，但我们是难以见到了。

    六是关于铭文问题，仪征新集镇张集团山的陪葬1号和6号墓都有大量带有文字的漆器残片，其文字内容“王府、内府、外府、外橱、内橱、东阳、江都国□郡”等，这20多个有文字的残片，1999年11月由南京博物院技术部张姓女士带去作脱水处理，不知到现在是否送交仪征，可读1992年《考古学报》4期“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考古发掘报告和1997年《仪征年鉴》来参考。而大云山所出“江都密宦者沐盘十七年受邸”铭文银盘我承认是江都国之器，但是不能证明墓主人是刘非，而银盘上的铭文同“廿一年南工官容三升”漆卮，“廿二年南工官”漆盘和“廿七年南工官”漆耳杯有区别，没有“江都”二字，“南工官”字的多次出现，有很大可能为盱眙候刘定所设的工官作坊，其年号更不可以用刘非在位时间来套用。因为刘定在位时间长，在元狩2年即公元前121年江都国被除设广陵国，盱眙候所管区域已不在广陵国地域之内，见于《广陵国玉器》一书所登广陵国疆域图，这种年号难道不可以是刘定自己的纪年吗？

    综合上面所叙述，从出土文物到墓葬规模的比较，是我多年对汉墓考古知识学习的积累，持一家之言：盱眙大、小云山汉墓群应是刘定家族墓。由于刘定同汉武帝是叔侄关系，也是刘非唯一传下的嫡子，在墓随葬品方面，一些用到诸侯王的级别是完全有可能，出带“江都国”文字器物也比较合理。从科学分析出发，只有对庙山汉墓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才能确定盱眙大、小云山墓主人的真正身份，也是对汉文化在江苏的历史学、工艺水平高度、生产力的发展突破性论证，我坚信庙山墓主人是刘非，不动摇。

2011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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