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飞考古专辑

《庙山考古记》 第一章 庙山的考古发现与文物

一、庙山之谜

    远古时长江的水是由东向西流入大海，穿过亿万年的时空，欧亚板块再次相碰，轰轰烈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改变了地球表面的地貌，长江水从此由西向东流入大海，地球进行新的本身自我创造，谱奏出生命的新篇章。
    长江两岸山势从西向东逐渐舒缓，在江的北岸有了仪征丘陵地区，有了方山、奶山、横山、桂子山、乌山、捺山、铜山、白羊山、庙山，一连串的拱起未能喷发的沉默下的火山地质面貌，让人们去探索它所孕育的秘密，于是发现了雨花石、木化石、爬行动物化石、石柱林、深厚的红黄土层、砂泥层，四千万年前的地球迈入渐新世，迈入产生新人类的启蒙步伐。
    庙山这座海拔只有47米高的小山，它孕育了什么？褐红色的长石碎块，褐黄色的深厚土层，让人去神思猜想，内中有什么秘密？美丽的民间传说给它蒙上神秘的色彩。有人说山顶有九十九间半的房屋，因四边人烟稀少，土匪出没于其中，被抗日的新四军放一把火烧了，灭了土匪的巢穴。按山头的面积计算，实际只能二三十间屋，那是民间的夸大之词。早期的地图标山地名为狗头庙，民间传说是一商人经过此地休息，遗忘了随身携带的钱袋，走了一段路后，发现钱袋丢了，又往回头找，走到山脚下，见一大黄狗为其守护钱袋，视为神狗，建庙以祭，于是有了狗头庙的名子。庙山究竟是什么？还是史学工作者和文物工作者来回答吧……

二、庙山的发现与考古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我接到当时张集文化站谢仁华同志电话通知，说靠张集茶厂对面的砖瓦厂挖出了一座古墓，不少出土器物被群众拿回家去了。天是阴天，还下着小雨，我当即骑上自行车赶到张集乡政府，党委书记邓华十分重视此事，正组织派出所负责人陈锦龙、周官山、宣传科长裴习龙、文化站长谢仁华和几乎所有在乡机关干部全部下去追缴出土文物，并明确收到的文物暂时存在周官山同志宿舍，我赶到时会议正好结束，立刻参加行动，我和周官山同志为一组到茶场村下漥组走访群众追缴文物，邓华书记坐镇在茶厂办公室听取各小组情况汇报，并指挥行动方向，到4月22日凌晨4点，各小组集中后，汇总计追回文物28件，是鼎5只、盒4只、壶4件、罐6件、匜1件、锺1件、卮2件、勺2只、釜1件、灯2件，均是西汉早期带釉原始瓷和陶器，对这28件文物清点后由我填写登记单，逐件过目交周官山同志保管，邓华书记明确交待责任，人在物在，不准再短少。夜里雨下得很大，全体同志的衣服都淋湿了，外衣脱下来拧得直淌水，邓华书记说大家辛苦了，先休息。
    第二天上午9点钟，天上的雨水略停，邓华书记带我去看古墓现场，古墓位于坐北朝南砖瓦窑拱形南门东边侧，暴露部分东西长约5米，南北长2.8米，四周堆的全是乱土，我在茶场办公室打电话给扬州文管会朱绍春、省文化厅文物处蔡述传处长汇报情况，蔡处长指示先清理周边环境，做好抢救性发掘准备。我和谢仁华同志组织农民工开始清理乱土，下午3点钟，天还下着雨，我发现乱土堆不正常，有塌方迹象，立即宣布停工，农民工带走所有工具离开现场。4点钟不到，四周乱土晃动了，很快“轰”地一声，乱土塌方，将暴露的古墓覆盖下去，幸亏发现早，无任何人员伤亡和工具损失，但增加了古墓发掘工作量。
    24号又是一天大雨，小雨不断，无法工作。25号张敏先生来到现场，看了追回的出土文物和古墓现场，指出这是一座十分重要的西汉早期古墓，一是要认真研究做好过细发掘资料工作，根据气象预报，可能有半个月的雨水期，派人保护好现场，待天晴组织考古发掘，孙庆飞同志可先期做好准备；二是我回去向文物处打报告，报国家文物局，申领田野考古发掘证，完善手续，做到依法行事。事后请周官山、谢仁华二位同志负责现场保护。
    雨一直下到5月26日才停止，27日我赶到地点，见是一片水湾，首先排水，后是去除乱土，一直到28号下午，才将古墓表面全部暴露出来，考古所张敏、李明昌于28号下午到现场，仪征方面是我、万正平、谢仁华参加组成考古发掘队，开始了正式发掘，历时4天完成发掘任务，31号下午，南京博物院徐湖平院长带队，尤振尧、汪遵国、周厚本、李文明检查此墓考古发掘情况，张敏先生作了详细介绍，时在扬州博物工作到仪征曹山乡驻队的夏梅珍同志也到了现场，看了现场出土文物后，一致认为这是西汉早期一次在仪征的重要考古新发现，中央电视台于31号晚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发这一次考古发掘新发现，这就是有名的团山1号西汉古墓，也是以后考古发掘中所见的7座墓中出土文物最精彩的一座。
    1990年5月13日暴露出3号墓，张敏同我立即赶到现场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此次历时10天，挖掘3座西汉早期古墓，同1号墓在一条直线上，相距约10公尺左右，这引起了张敏和我的重视，19号下午5点多钟，张敏和我面对庙山进行深思，落日的余辉夹着乌云罩在庙山顶上，突然半山腰四周冒出雾气，袅袅上升，很快雾气遮住了山顶，我说张先生快看，这是墓气，庙山下有大墓。张先生说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远看山为长方覆斗形，有人为加工痕迹，形状近相似于西汉武帝茂陵，走，我们趁雨还未下，去山顶上看看。二人来到山顶，山顶很平整，南北长，东西窄，四条边线对称，张敏说要进行地质勘查，才能最后确认，暂时不对外宣传，我回去就准备此事，联系江苏省地震局张治天教授前来做此项工作。
    1990年6月2日张敏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明天上午9点左右，张治天教授带领工作人员对庙山进行勘查，他也一并随车到达，要我做好准备工作，我立即向分管局长赵恩云汇报，并同时向任张集乡党委书记的李庭伦同志联系，告知情况，请乡里做好接待准备。
    6月3日早上我是8点钟到庙山的，由马兆武同志开的车，但张治天和张敏同志于早上7点不到已到达庙山并开展工作了，对东部舟山已勘查结束，现正在庙山顶上，那天气温很高没有风，山顶52℃高的温度，大家都感到很闷热，我请谢仁华、万振平同志到茶场，请刘义昌同志组织人为大家烧开水，我同马兆武开车去张集街道买雪碧饮料来解暑，千万不可使工作人员中暑。直到下午2点多钟才结束地磁深埋勘测任务，全体人员均很兴奋，科学证明庙山11米之下埋有一南北长32米，东西宽18米的大规模木结构建筑物，尽管大家衣服汗湿，还在兴高采烈议论这一话题。李庭伦书记当时还不知道情况，说你们这些人从早上工作到现在，工作精神真了不起，赶紧来吃饭，大家一定很饿了。我把李书记拉到一旁简略地说了一下情况，他说：“好，你们为仪征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之后庙山古墓被盗也证明了张治天教授勘探的科学性。张治天把《仪征张集庙山（墩）墓葬简况GPM调查》报告于7月28日送到张敏先生手中，我于8月4号到南京取回交张玉乾局长，由张局长向市委、市政府作详细汇报。关于舟山、团山的结论由张治天教授在现场向张敏和我作了交待，大致情况是舟山下发现地表以下有多处空穴，也为木结构，但分布规律较乱，可能早期被盗最为严重，由于此处建小砖瓦窑多年，取土较多，对其墓葬破坏也严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此地曾两次出过西汉早期墓葬，由于是群众乱挖，出土部分文物由扬州博物馆征集收藏。团山北部排列有3座品字形木结构约8×8米大墓，南部有三排间距相等排列的陪葬墓群，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规划布局完整，有严格等级制的大规模西汉早期墓群。
    1994年4月我们接到举报，团山北部坡下有古墓被人盗挖，我和马兆武驱车赶到现场，进行清理，此墓为一侧厢于西，一棺室于东，头向南，长2.3米，宽1.2米，于内棺上部两侧棺板上沿中部出一双和田青玉质鱼，内棺底西侧出一柄铁剑已锈蚀为数断，从群众手中追回原始瓷青褐色釉鼎2只、壶2只，器型较大，一面近20厘米大铜镜被扬州文物贩子收走，难以追回，编为5号墓。
    1997年5月13日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在团山南部发现古墓，我们立即赶去清理，南京博物院张敏先生，扬州博物馆王勤金、印志华于第二天赶到发掘现场，此墓为一室一厢木椁墓，头向北位于第1—4号墓西，距离8米远，约与3号墓平行，长2.8米，宽1.7米，侧厢内出原始瓷鼎、盒、壶各2件，一对灰陶彩绘豆，4只褐青釉陶耳杯，内棺出一只彩绘漆奁，直径37公分，其内为一只梳盒，一只长方形小盒，一只很小圆盒，圆盒内有红粉。（1998年9月24日我去谢集处理盗挖古墓事，为文化局搞装修的农民不知情况，连同此盒共三大盆水中漆器，被他们伸手捞取时全部遭受破坏，十分可惜）。一面战国风格小铜镜直径为9.7厘米，锈蚀严重已破为两块，编号为6，此墓最重要的是有20多块残破的漆器盘、杯，大多有针刻划铭文，内容有“内府、外府、王府、外橱、内橱”、“东阳”烙印等字，其中一只较大耳杯底部出现了“江都国口郡”字样，以上残片1999年11月由南京博物院技术部张姓女士带往南京博物院作脱水处理，至今还未交给仪征博物馆。
    1999年10月18日在6号墓南10米处暴露7号墓，无木椁痕迹，随葬器物全部为红灰陶器，残破得难以分清形制，由我、印志华、王斌、刘勤共同清理，经统计约是壶2件、鼎2件、盒2件、豆2件，出土铜镜1面，主底纹分清，以虬龙为主图，边沿略残，战国风格明显。

三、庙山出土文物简介

    到目前庙山墓群区正式清理发掘了七座墓葬，出土文物十分精美珍贵，1—4号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已刊登于1992年《考古学报》第4期，现将1号墓重要出土文物介绍如下：
    原始瓷及陶器
    锺2件，其中一件残破严重，不可复原，只见其残破的铲形流，一件完整，放置于头厢之内，其盖上部圆弧中心，有圆捉手，捉手中部有一圆锥状丁，盖内侧外周有一凹槽，为子母口与器物相合，内有一墨书自题铭“锺盖”字，整个字形近行书体，当是工匠所写，对书法字体演变有研究价值。器身锺侈口、弧腹、平底，底外周有均衡分布三扁矮足，肩部一侧有一半环形蕉叶纹耳系，耳系内有一贯通圆孔，另一侧有一扁长方形铲形流，铲形凸出的流面饰刻划网纹，外壁通体施褐青色绿釉，内部从底至腹部亦施了厚重的褐青色釉，器形高大庄重，肩与腹部饰有三组水波纹与弦纹，为盛酒器。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文物甲等品，耿宝昌老先生当时说一辈子首次见到西汉早期如此完美的原始瓷作品，用手电筒从外至里看了多次，不停地说：“好！太完美了！”
    匜2件，出于西边厢，其中一件只剩腹身一块残片，完整一件方缘，上腹壁较直，下腹内收后为平底，上腹一周上层饰水波一道，下有三道弦纹，平视为正方形，一侧贴饰虎头鋬手，另一侧出一较长扁宽流，内外施青绿釉，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造型比例均称，为过去古人洗手用具。
    鼎8件，其中大鼎2件，放置于足厢，小鼎6件，放置于西厢，有3件为残破器。大鼎为半球形盖，盖面置三个亭钮，纽下有圆形穿孔，器身作子母口，扁球腹，腹中部有一道凸棱纹，圆底，上沿对称附长方形耳，上部耳翅微外敞，耳身中部有长方形穿，穿周饰卷云纹，底上有三矮蹄足，盖至腹部和蹄足施褐黄釉，局部脱落，小鼎形制与大鼎一样，只是形体略小，蹄足上饰有卷云纹，以上有5件完整器经鉴定均为国家三级文物。
    大瓿2件，均有残破，整理时用石膏粉修补，放于西边厢，盖的形制同锺一致，但盖面有戳点纹和两周圆圈纹。器身上口微侈、溜肩、鼓腹、平底，底下有三扁足，两侧有蝶形对称耳系，位于肩与腹上沿之间，耳系面部上为“山”字形，饰戳点纹、圆圈纹、叶脉纹，下部为胡须纹，总体形似饕餮的神兽。肩至腹部饰三道戳点纹，一道水波纹，盖面和器身外壁至腹上半部施青色釉，内部底亦饰有青色釉，造型大而庄重。
    中瓿2件，其中一件微残，置于足厢内，形制同大瓿一致，耳系面饰蕉叶纹，两旁为二组圆圈纹，完好一件为三级文物。
    小罐12件，西边厢6件，盖与中瓿形制一致，只是较小，器身口微侈，圆肩鼓腹，平底，肩部饰一周戳点纹，一周水波纹，中间间以弦纹。足厢6件，与边厢6件大体相同，只是腹微鼓而高，肩部仅3—4道弦纹，其中有3件题字为“小 四、小 廿六”“小 廿八”，应为序号，12件小罐均施青黄色釉，部分脱落，3件有序号的墨色很新，均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盒6件，器形较小，置足箱内，形制一致，大小略有差别，器型为覆碗形盖，器身为子母口与盖吻合，扁球腹，平底，矮圈足，外施褐青黄釉，只到腹中部，部分脱落。
    壶8件，其中大壶2件，置西边厢，一件残损，盖形制同锺等器物基本一致，同壶身结合为子母口，壶口微外侈，短颈，溜圆肩，长鼓腹，平底，矮圆足微外敝，肩部两侧有蕉叶纹耳系，耳系两侧贴饰圆圈纹饰，肩与腹际饰两周戳点纹，一周水波纹，间以弦纹，盖至腹中部施褐青釉，完好一件定为国家三级文物；小壶6件，2件放在足厢，4件置于西边厢，形瘦，颈、腹部比大壶瘦长，形制上基本同大壶一样，耳系纹饰有蕉叶、戳点、弦纹三种，高圈足外敝，肩腹部纹饰亦同于大壶，以成组件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钫2件，置西边厢内，大小相同，盖为正方形，面上呈盝顶状，上有4个小旋纹形钮，盖内外缘有一周凸棱可卡在器身上口内；器身上口微外侈、颈较长、溜圆肩，腹中部圆鼓，高方圈足外敝，两钫为虎头蕉叶纹耳系，一耳系有圆环、另一无圆环，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蒜头瓶2件，置于足厢内，瓶盖较小，形制同于壶与罐，盖内出一道凸棱，与器身上口一圈凹槽相合，瓶口微外侈，细长颈，颈中部有两道凸棱，溜圆肩，扁球状腹，大平底，矮圈足，肩饰一周戳点纹，一周水波纹，间以水波纹，外施青绿色釉，其中一只残破，缺盖，完好一只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折肩罐2件，置足箱内，均为残破件，盖同于壶、瓿，罐口微侈，颈较高、折肩、深腹略鼓，大平底，外施褐黄色釉局部脱落。
    盆1件，置于西边厢，方唇口微外侈，深腹平底，口外侧有一对横鋬手，内外施黄绿色釉，釉层厚重如新，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洗1件，置于西边厢内，方唇斜折沿，腹壁上部较直，下部斜折内收，内平底，腹上部饰一周水波纹、数道弦纹，内外施青褐色釉，釉层厚重如新，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釜1件，置于西边厢，斜折沿，深腹，圆底，沿下有数道凹弦纹，已残破。
    釜、甑1套，置于西边厢内，甑套在釜上。甑敞口、深腹，底为箅与釜连为一体，箅有9个孔，矮圈足卡在釜上口的外壁。釜直口，扁球腹，圆底，腹中部有一道凸棱，凸棱上方对称贴一对辅首，下贴一对小环。器身外均施黄绿色釉，微有残破。
    薰1件，置足厢内，薰为盖、器身、承盘三部分。盖面为圆弧，盖钮中部凸起为矮圆柱状，柱顶部立一振翅欲飞小鸟，中部凸一道宽缘立三小鸟，盖面上有两周三角形孔，每周4孔。器身作子母口、深腹、下腹斜折，平底，高圈足，腹外壁上部饰一周水波纹和数道弦纹。承盘斜折沿，浅腹、平底，通体施褐黄色釉，大部分脱落，黑色粘土胎质。
    灯2件，置足厢内，大小形式相同，直口、浅盘，盘内中心有一圆锥形丁，柄上部微圆鼓，中部内收，有两道凸棱，下部外撇，通体施褐黄色釉，大部分脱落。
    卮2件，置西边厢内。器形圆筒状，有盖，盖面有三个环组。器身直壁、平底、底有三矮蹄足，腹外壁中偏上部有一扁环鋬，鋬外侧出一翅上翘，腹壁上部饰水波纹、戳点纹各一周，间以弦纹，通体施褐黄釉，部分脱落，均微残。
    勺六件，置头厢内，其圆勺三件，勺身圆形、较深，长柄，柄的截面为八角形，上端扁平。椭圆形三件，勺身呈扁圆形，较浅，斜长柄，柄上端后折，截面亦为八角形。
    编钟9件，均为泥质灰陶，出土时两排从大到小排列，形制一样，尺寸不同，放置于头厢4件，东边厢5件，均为长方钮，舞面饰盘龙纹，篆4排，饰云雷纹，枚二排至四排不等，残缺件可拼合。
    编磬12件，置头厢3件，东边厢9件，均为灰陶质，曲尺形，素面，有倨孔，从大到小排列，尺寸不一致，残破件可拼合。
    陶质汉景帝时半两币1万余枚。
    漆器和木俑
    漆器有案、六博盘、卮、盘、耳杯、四子奁等，二十件。
    案1件，放于足厢内，已是残片，木胎，从残片仍可看出案为长方形，斜壁内收，平案盘，低有四蹄足。案外壁及四足髹黑漆，案内髹红漆，平盘内四周髹黑色一宽带，宽带内用红漆绘云气纹，案内中心用黑漆描出一长方形框，框内用黑漆、褐黄漆描绘出几何形纹、云气纹和凤鸟纹。
    六博盘1件，置头厢内，木胎、方形。盘面用双阴线刻成六博纹，盘边缘下部内收，底部两侧各有一抽屉，各装木筹六根。木筹为细圆柱状，长16.2、直径0.6厘米，腐朽严重。均髹黑褐色漆。
    卮1件，置足厢内，圆筒状，夹苧胎，直壁平底，有盖，盖面隆起，上有一铜钮，卮身的一侧有两并列的铜环钮。卮外髹黑漆，内髹红漆，并用红漆在盖上和卮身外壁描出宽窄不同的条带，腐朽严重。
    盘8件，置足厢内，均为木胎，多数残破，基本器形可见的只有1件。盘宽沿微凹，浅盘平底，内外皆髹红漆，盘内底部用黑漆、褐漆绘成几何形图案和卷云纹，盘外壁靠外缘部与内部对称描四个“山”字形符号纹饰。
    耳杯八件，置足厢内，均残破不全，木胎质。形制相同，所描绘的花纹有异。椭圆形，两侧有耳，弧壁平底，杯外底部皆烙印有“东阳”二字，为先烙后漆。均外髹黑漆，内为红漆，耳为黑漆。其中四杯内壁用黑漆点绘，耳面描曲线纹和圆点纹，一耳下刻一“王”字，另一耳刻“二”或“三”字，杯耳背皆刻“外橱”二字。另四件杯内壁用黑漆点绘，耳面用红漆点出小弧点，1件耳背面刻“王“字，三件耳背面下加刻”三“字，1件耳下刻”二“字”，2件耳背刻“中橱”、“外橱“，文字均为油漆后用针刻划，以上结论是根据残片拼合后统计出来的。
    四子奁一件，置于头厢内，木胎，已残破。奁盒为扁圆筒形，有盖，盖内径略大于器身外径，盖套于器身之外，内有小盒4件，铜镜1面。奁外髹黑漆，内髹红漆，盖顶、盖侧以及器身的侧面均用红漆和褐黄漆描绘花纹图案，仍可看出描绘有云气纹和几何形图案，盖顶花纹还用了描金彩。4件小盒中有长方形盒1件，扁圆形2件，马蹄形1件，皆木胎，外髹黑漆，内髹红漆，有盖，盖面及盖侧均用黑漆为底色，用红漆描绘云气纹图形，但腐朽严重，大部分脱落。马蹄形小盒内盛木篦1件为64个细密齿，木梳1把为19个粗齿。
    木俑八件，置于东边厢内，为楸木刻制而成，皆为侍女俑，造型基本相同，平髻，面部细刻眼、眉、嘴为墨线画出，鼻稍隆起，衣右衽，双手拢袖，长裙拽地。
缕空木雕天花板1件，此为漆器中极为少见的大件，由于当时经验不足，在内棺盖下出现后无法提取，只好临时决定分割成四小块，但很快就风化变形，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图案极其复杂，由三组变形虬龙贯壁形成整体，再填以神兽纹、卷云纹，中心以旌幡造形相连，以黑褐漆为底色，用粉彩白、黄、银、金描绘，色彩脱落严重，也难以保存，长200、宽60、厚2厘米，是江苏很难见到的大型漆器工艺品。张敏先生迅速地画出了实物原状图。
    铜器
    总计58件，分述如下：
    镜1面，置于头厢奁盒之内，已被压破为两半，但不残缺。圆形，三弦钮，镜面光洁可鉴，镜背花纹以圆涡点纹饰为底纹，主纹分为内外两圈，内圈为一周蟠螭纹，外圈为四只怪兽环绕其间，兽为狐面头，张嘴长舌外伸，大耳，回首团身，长尾呈弧形上卷，一爪前伸捉前一兽之尾，一爪向后抓尾，两爪抵镜外沿，镜缘呈三角形上翘，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印1枚，置头厢内，原有匣已腐朽。印背为覆斗形，桥形钮，印面为正方形，阴刻“晏舍阝”二字，晏为姓氏，“舍阝”在汉代是对美女的称谓，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鐎盉1 件，置头厢内。扁球形腹，腹中部有一道凸棱，直口，有盖，盖上有一环钮，盉口和盖与流相对的一侧有近似方形的套榫结构，并用销钉铆合，便于盖的开合，盉身一侧出一兽头流，与流夹角90°处有一长柄，柄的折面为长方形，内部中空，留有套合的长木柄残片。盉底部有三矮兽蹄足，器形完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
    铃43件，大小形制一致，置头厢内。上有半环形扁纽，内有铃舌，铃外壁两面饰以网纹，网格内有凸起小乳丁。
    钲1件，置头厢内。素面，顶部有方柄内中空，扣之声音清脆。
    璜形器8件，，置头厢内，一面平，一面有外郭，郭内有凸棱，三个穿孔。
    环形器3件，置头厢内，一面平，一面微弧，内外两环，内环四出与外环相连。
    铃、钲、环形器、璜形器的组合，以最新考古资料来分析，一是器形均较小，二是璜形器有三个小穿孔，环形器有四出两环相连，三是铃均有半环形扁钮，结合钲和出土的灰陶编钟、磬相联系，实际上环形器与璜形器是用来吊挂铃来用的，这是一套组合完整的古代乐器，是作为明器用来陪葬。
    玉器
    玉璜2件，置于棺室内棺上沿中部，一左一右。玉表面呈乳黄色，有黑色微发红色的泌斑，半透明，两面均饰有凸起的谷纹，中间阴刻一小穿孔，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玉残片一小块，置于内棺头骨内中部。青白色，半透明，上有蟠螭纹饰，似为琀之用。
    瑱二件，置于内棺头骨两侧，为深蓝色琉璃料器，半透明，截面呈八角形，一端大，一端小，似为充当耳瑱之用。
    2、3、4、5、6、7号墓出土文物与1号墓重复的就不再叙述。
    2号墓出土文物有原始瓷及釉陶器为鼎2件，盒2件，壶2件，瓿2件，勺4件。漆木器盘4件，耳杯4件，木俑4件，四子奁盒1件 ，铜镜1面，玉琀1件。其中铜镜直径较大，三弦钮，镜面光可鉴人，镜背内圈饰三只神兽，长角回首，长尾上卷作奔走状，外圈以云纹为底纹，饰四虬龙，龙张口长舌，长身卷曲，长尾上卷，身下饰双菱纹，镜缘呈三角形上翘；玉琀1件，为黄绿色，半透明状，扁圆形素面。按照同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协议及经费支出情况，2号墓出土文物移交南京博物院保存。
    3号墓出土文物有原始瓷及釉陶器为鼎2件、盒2件、壶2件、瓿2件、豆4件、杯4件；漆木器有盘4件、奁盒1件，铜镜1面。铜镜直径较小，镜背面以云雷纹为底纹，饰四虬龙，龙回首，长身卷曲，尾回转，两龙之间填菱形纹。
    4号墓出土文物有原始瓷及釉陶器有鼎2件，盒2件，壶2件，勺2件；漆木器有盘2件，耳杯4件。
    5号墓出土文物有原始瓷及釉陶器为鼎2件，壶2件、瓿2件，虽有残破但器形较大；玉鱼一对，出于内棺上沿中部，为青色和田玉料，有黄红色土泌斑，半透明，两面为对称雕刻，纹饰一致，均为阴线刻划，嘴前端宽而平，眼为环形圈，头与身有两道弧形阴线相隔，中将饰以斜弧线纹，腹刻划有两鳍，尾部用直线与腹相隔，内横刻直线纹，比较写实，此一对玉鱼已达国家二级文物标准，也是目前江苏省内所出形体最大的玉鱼。
    6号墓出土文物有原始瓷及釉陶器是鼎2件，盒2件，壶2件，耳杯4件，；漆木器有耳杯4件，盘4件，奁1件，铜镜1面；其中耳杯均有针刻划字，字有“王府、内橱、中橱”，一只较大耳杯底部刻有“江都国口郡”字形，奁盒很大，直径达37.5厘米，盖外为黑底红色油漆彩绘，盖内为红底黑色彩绘，器身外壁为黑底红色彩绘，内为红底黑色彩绘，纹饰为云纹气纹间以鸟纹、神兽纹。铜镜为水红铜，直径小，质地较差，破为两半，背纹为四虬龙纹，三弦钮。
    7号墓为灰陶器组合，十分残破，经对残破件统计为鼎2件，盒2件，豆2件，壶2件。铜镜一面直径较大，沿边略有残破，三弦钮，云雷纹为底，主纹为蟠螭龙纹，图案精美。
    通过以上七座古墓的出土文物介绍，它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墓主人的身份是什么？是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庙山墓葬的特征

    七座古墓的主人除团山北坡5号墓是男性之外，团山南坡的6座墓全部为女性，而且最低的礼器组合是2只鼎，最高的为1号墓是8鼎组合。汉代是以军功定级别，而这些红妆女子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级别。春秋战国到西汉早期公侯王用9鼎，侯用7鼎，伯用5—4鼎，子、男是4¬—2鼎，级别最低者也是男的待遇，属于富人范围之内，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级别享受。
    考古发掘的七座墓形制差距很大，1号墓是1室4厢，而2、3、5、6号均为1室1厢，4、7号墓无厢，除1号墓与5号墓有瓿之外，均无瓿，6号墓与3号墓并列，7号墓与4号墓并列，而且4号、7号墓均以灰陶器为主，是级别最低的，用料也差，不见棺椁痕迹，极有可能为土坑葬。1—4号墓在南边直线等距离排列，而6、7号墓在距其西8米与3、4号墓对称也是在一条直线上，团山北部仅发掘1座，可以证明这是统一规划安排的，并且等级制度森严。1、2、3、4、6、7号墓在团山南坡均为女性，5号墓在北坡，为男性，身份及其所处位置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作进一步研究。

五、庙山出土文物的文化特征

    出土的漆器上有18件底部烙印“东阳”二字，字体呈早期汉印风格，“东阳”是新发现的汉代早期漆器产地。
    西汉时“东阳”地名有三处：
    1、东阳郡，汉高祖元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东阳郡属之；汉高祖五年，封韩信为楚王，东阳郡属楚，后立刘贾为荆王，东阳郡属荆；十二年封刘濞为吴王，都广陵，东阳郡改名广陵郡。
    2、清河县东阳郡县，见于《汉书•地理志》临淮郡为武帝元狩六年置，之前属广陵郡。东阳县为秦置，《史记•项羽本纪》“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欲与之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索隐》“东阳，县名，属广陵也。”《正义》引《括地志》：“东阳故地在楚州盱眙县东七十里，秦东阳县城也，在淮水南。”清河郡东阳县与之相距甚远，似无关系。东阳郡在汉高祖十二年改为广陵郡，与古墓出土年代相距甚远，不合。固而漆器上的烙印“东阳”应为广陵郡东阳县。
    3、秦时的东阳县在今盱眙县的东阳乡，秦汉东阳县城址至今犹存，东阳城遗址内不仅出土过秦代有铭文的铜权，在城的四周出土过多座秦汉古墓葬，出土的木刻星象图和大量的漆器，在全国颇有名气，重要的是江都王刘非的二儿子被封为盱眙侯，领东阳县，在庙山这一古墓群中出土带有“东阳”烙印字的漆器是顺理成章之事。漆器的绘画风格以抽象变形为主，少见写实题材，线条流畅，技巧十分娴熟，造型准确精致优美，代表当时漆器制作的较高水平。
    考古发掘的7座墓葬除5号墓、7号墓在被盗挖后进行的清理发掘，文物有部分流失，但大多数保存基本完好，礼器的组合以鼎、盒、壶、瓿为主，大多为原始瓷或是釉陶器，漆器的组合是盘、耳杯、四子奁合，是西汉早期比较典型的文化特征，1号墓中的钫、豆、匜、薰、锺的组合，特别是罐、锺、瓿、钫，形体硕大，造型别致，匜、钫的虎头铺首体现了长江下游早期的文化崇拜，特别是锺的自题铭，内外施釉，铲形流的造型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代表作，胎质以瓷料为主，对于研究中国陶瓷史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受到国内外知名专家耿宝昌、朱家溍、王世襄的高度评价与赞赏。
    铜器以1号、2号、7号墓出土铜镜最为精美，直径较大，花纹繁缀，主次分明。怪兽形态作奔走状，给人以强烈的动感；虬龙造型图案化，然内圈的怪兽亦作奔走状，其图案规整，充满神秘感，三面大铜镜基本形制是战国特点，宽沿是吴文化铜镜特色，而装饰图纹又是楚文化特色，在吴越争霸最后楚被吴越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三面铜 镜体现楚与吴越文化交流并传承至西汉早期，证明了发达文化的代表内容会延绵不断地传于后代。鐎盉朴质无华，体现制造工匠的科学实用性的智慧思考，造型端庄稳重，均是汉代铜器中的精品之作。

六、庙山古墓主人的考证

    汉代诸候王国的陵墓，从全国的考古发现中来看，有名的中山王墓、鲁王墓、楚王墓至广州的南越王墓，扬州的广陵王墓，都葬在其封地之内，由此可以认为庙山大墓应该是汉武帝元狩五年之前都广陵的某一代诸候王的陵墓。西汉早期都广陵的诸候王有荆王、吴王、江都王和广陵王，现比较对照分析如下：
    据《汉书•诸候王表》：汉高祖六年，封刘贾为荆王，十一年为英布所杀。汉高十二年，拜其兄长子刘濞为吴王，汉景帝三年，吴王刘濞造反被诛杀。汉景帝三年底，徙子汝南王刘非为江都易王，武帝元朔二年去世，其子刘建嗣位，元狩二年造反事发，被迫自杀，国除为广陵郡，元狩六年设广陵国，封皇子刘胥为广陵王。
    《史记•荆燕世家》：“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之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正义》引《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县东北六十里。”荆王刘贾墓传在今镇江市鼓楼岗，墓上有圆形封土堆，直径30余米，墓前已外露的墓道长49、宽12米。镇江西汉时为丹徒县，属会稽郡。《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下注：“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前元四年属江都。”会稽郡为荆国的封地，故葬刘贾为一江之隔的丹徒县，是有可能的。
    《史记•吴王濞列传》：高祖十二年，立沛候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之乱始发，吴王刘濞起兵于广陵，兵败渡江走丹徒，鏦杀。《正义》引《括地志》云：“汉吴王濞冢在润州丹徒县东练壁聚北，今入于江。”练壁今镇江谏壁镇。其归葬广陵的可能性不大。
    广陵王刘胥卒于宣帝五凤四年，其时早已罢半两，而行五铢钱，与前文推断庙山一带的陪葬墓年代在武帝元狩五年之前的年代不合。另外，在与仪征毗邻的高邮天山发现的大型竖穴岩坑墓三座，皆设有黄肠题凑，1号墓木板上有“广陵船棺材板”刻文，2号墓发现“广陵私府”封泥。木牍上有“六十四年”文字。刘胥自武帝元狩六年立为广陵王，至卒时在位六十五年，故高邮天山1号汉墓已确认为广陵王刘胥的墓与陵区。
    在排除了西汉早期的荆王、吴王及广陵王之后，庙山就应是江都王的陵区。主要考证如下：
    一是《史记•王宗世家》江都王刘非“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刘建谋反国除，为其建造大型陵墓的可能性不大。而刘非为汉武帝同父异母之兄，生前以军功赐天子旌旗，死时正值武帝盛世，死后又是其子嗣王，应为其建造大规模的陵墓；二是从团山出土的漆器文字来看，如“王、王府、中橱、外橱、江都国口郡”文字，不是一般的墓能拥有的，特别是出现了“江都国口郡”更是明证；三是前文所说的出土近万枚的泥质半两钱币，是流通货币的翻版，为文、景帝时半两制币，不见五铢钱。半两流行于秦至西汉早期、汉武帝元狩五年才罢半两行五铢钱，所以挖掘的7座墓应早于元狩五年，与江都王刘非在位时间相吻合。
    庙山虽未发掘，其覆斗形封土之下的大型木结构墓葬只有江都王刘非是当之无疑的拥有者，刘非于景帝前元三年底徙为江都王，武帝元朔二年死。（公元前127年），计在位27年，从十五岁击吴算，刘非生年为44岁。根据考古资料与地磁勘探，结合庙山近期被盗情况，其墓葬年代上限在公元前155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127年，而东边舟山，西边团山是以庙山为中心的陪葬墓群。

七、庙山地名的由来

    庙山地名的由来在明朝《隆庆仪征县志》的疆域地形图上，有的称庙山，有注狗头庙地名，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排除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用历史资料学的方式来分析一下，就知道这庙山地名的真实文化内涵。
    《礼记•曲礼下》有这样两段文字：
    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
    二、“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献，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兔曰明视。”
    这两段文字的意思。第一指一个国君准备建造宫室做计划时，首先要考虑的祭祀祖先的宗庙，饲养牲畜的栅屋和库房是次后安排，最后再考虑自己所居住的宫室。第二指举行祭祀祖的宗庙大礼之时，牛十分重要，要放正中，大小肥猪放在左右，放在两侧是羊、公鸡、狗、兔。读了以上的文字，说明一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叫宗庙，祭祀宗庙所供的五牲中有狗。
    西汉早期的宗庙又称享堂、明堂，从现有考古资料看，茂陵的享堂就在覆斗形的封土顶部，出土过青玉质大铺首和瓦档。刚停止发掘的西安汉景帝阳陵，其封土上方也存在享堂的建设遗存。庙山的顶部也存有大量的汉代早期十分残破的筒瓦和瓦档碎片，团山上不单有这些残片，还有被火烧毁的建筑遗迹，如碳火木料，发出蓝颜色的漆器残片，这很可能同刘建造反，江都国被除，地面建筑被烧毁有关。所以庙山之庙当指宗庙，具体讲就是祭祀用的明堂。
    关于狗头庙，汉朝人十分喜欢养狗，吃狗肉，并有专门的狗市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舞阳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这就告诉我们舞阳侯樊哙是泗水郡邑人以屠狗卖狗肉为生，与汉高祖都隐居在芒砀山下。司马迁不厌其烦详细记录，樊哙在战争中捕杀的人数，似乎有意将樊哙杀人与屠狗相提并论，一次汉高祖刘邦与郦食其、樊哙一同吃狗肉饮酒，汉高祖一时高兴，竞将郦食其的头冠当尿壶用，可见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酒肉之徒。刘非生前有文采，但重点是似勇武立下军功受封，亦好吃狗肉、喝酒，所以后人杀死狗来祭祀他，在庙山南坡以前曾出土过大量狗头骨，称为狗头庙。《梁榖传》曰：“天子至于士皆有庙”，所以从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看，庙山地名的确是符合历史真实身份的。

八、庙山历险记

    庙山古墓群的发现在历史学界和考古界引起很大震动，社会上许多人都关心这一大墓群的发现，特别是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提高仪征城市的知名度、发展仪征的经济，推动仪征旅游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也给不法之徒提供一夜发大财的贪婪之梦，文明同贪欲的斗争，迈出了艰难的步迈……
    1999年12月22日夜，凌晨一点多钟，我床头的手机突然响起，庙山村干部刘义昌有事从外地归家，发现庙山南部有人影晃动，手电筒闪光，很可能是盗挖古墓犯罪活动，立即打电话给我，我听了很为难，在这个时间中找什么人来帮助，连车子也无法解决，但时间上刻不容缓，我立即打电话给一位开出租车朋友林某，他很快将车子开来，我的妻子大发恼火，说这个时候外出不是很危险吗？我说不行，情况紧急，待我回来再说，操起家中一根1.2米长，直径2厘米的钢管上车出发。快到目的地时，庙山南部情况果如刘义昌所说，怎么办？绝不退却，我叫林某打开车前灯，按响车喇叭，从西向东直向庙山小路上开去，盗挖古墓者都惊了，三辆摩托车带人同时发动，一起向东边小公路逃走了。我们到现场一看，庙山主墓南部被挖直径1.1米，深近一米的圆坑，堆土里有许多碎石头，一柄断了头的洛阳铲，庙山躲过了第一次被盗危险，还亏刘义昌举报及时。
    2003年4月5日早上8点，我接到新集文广中心董亚祥同志举报，说庙山主墓顶部北边发现盗洞，我立即前往，到了现场村里朱支书、蒋主任、派出所周官山和董亚祥同志均已提前赶到现场，大家共同进行了现场勘查。
    盗坑十分隐蔽，位于庙山顶北部正中偏西，上口长150、宽73厘米，呈长方形，上盖是用的一附近现代人用水泥做的墓碑，估计是从附近私人家坟墓前偷来的，封了盗坑口，表面铺上草皮，不易被人发现，由于小孩到山顶放牛，牛蹄踏到盗坑边沿，将盖的墓碑踏翻，沉入盗坑内部，才暴露出来。盗坑上部0.9米深都是长方形，之下是一个圆坑，直径1.75米，深2米，两米之下圆坑直径达2.1米，这是内部塌方造成大深洞，全部是虚土并含大量的水，落下去的墓碑已沉下一半在虚土中，人无法下去，我踏着露在上面的半块墓碑量了尺寸，作了记录，但墓碑在慢慢下沉，我只好迅速爬上来，防止出意外。
    我们继续向四周勘查，庙山东部茶田里有六棵茶树枯死，其根下有直径0.2厘米的黄白色颗粒，多的地方可以用手捧起来。沿茶树根下一垅一垅有倾倒的庙山顶土的泥土，20多只编织袋内装的是庙山下部的污泥水，有的未用袋子装，直接倒在根部，内含有木板、漆器、釉陶瓷器残片。在庙山西北部茶田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庙山主墓被盗已成事实。
    我和村里蒋主任又去走访群众，一刘姓村民说，今年正月初五家家户户放鞭炮，迎财神，我家住在这里最近，半里地不到，午夜时好像听到庙山方向传来一声闷响，不同于鞭炮声，其它情况就不清楚了。我们算了一下时间，从正月初五到清明三月初五，已相隔两个月，发现太迟，盗墓者可从容作案，具体文物损失不好估计。
    我在庙山顶部打电话向仪征市文化体育局、扬州市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江苏省考古研究所的领导汇报了庙山古墓被盗情况，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4月5号下午他们一起到现场视察，扬州市公安局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提取现场资料回去作技术处理，以便于定性。
    4月6号早上，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先生赶到现场，了解情况后，结合全国和全省情况，下了明确结论，是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定向爆破，炸毁古墓，谋取文物，获取暴利的犯罪行为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我请董亚详同志组织农民挑了几担大粪倒入盗坑内，运土将坑口封死，坚持每个星期去检查一次庙山的安全情况，防止意外再次发生。
    在当年的国庆节之后，由于我遭遇特殊情况，又忙于天宁寺塔的维修，终止了对庙山的安全检查。12月22日下午两点半钟接到庙山村蒋主任电话说庙山顶上又发现了盗洞，当时我很为难，面对一些特殊情况是去还是不去，不去就是工作失职，去了有人会对我责难，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责任感，我抛开一切后顾之忧，同施工单位借车直赴庙山。
    到了现场，村干部和新集镇派出所警察已先期到达，正围着庙山顶西北角三个可疑坑在议论，我用山顶的枯树枝对这三个坑探了一下，北边一个坑上面是虚土，下面较实，紧靠其南边两个坑是墓里面的污泥，含木板、漆器的碎片，表面均用草皮盖上，来掩人耳目，是蒋主任上山巡查时发现，立即向新集镇文广中心、派出所和我报告。我请村里面朱支书和蒋主任到山下边找来三个农民工先对北边坑进行挖掘，这时董亚祥也来到现场，我见到董亚祥后要他在现场注意情况，我打电话向仪征市文体局、扬州市文物局汇报现场情况，要求派人协助勘察。坑挖至60厘米深时，发现两根约15厘米长黑、蓝色电线头和两节2号电池，估计是盗墓者遗留下的，挖至一米深时出了一根一米多长的白色电线向东延伸，这时天色已暗，刑警二中队队长李健同志也带着人员赶到现场了解情况，我向他提供了最近仪征地区几个可疑人员到庙山活动的情况，他认为这样不行，把村干部和我、董亚祥及来的警察作了分工，我和董亚祥负责现场，村干部负责调查东边周围村庄有没有可疑人员出现，由新集派出所警察负责协助，李队长带人负责西片村庄，要求一家一户走访，任何可疑人不可放过。下午5点，山上已黑，市文体局王俭付局长、扬州市文物局、文管办付主任樊余祥带着扬州考古队人来到现场，大家集中分析情况后，由董亚祥负责和来的农民工当晚守候在这里，发现情况立即互相联系，并注意保护现场。
    当晚无事，23日上午我们继续清理两污泥坑，扬州考古队印志华先生也来到现场，我们两人边清理，边分析，一致认为如此稀的泥水是墓内部提取上来的，而且内含木块、漆片，这是盗墓者在古墓内作案时带上来的，到下午3点多种，三个坑全部清理结束，证明这三个坑是以前当地人卖出山顶上的雪松遗下树坑，被盗墓者利用上了，真的盗坑还未发现，这时，我市刑警大队指导员黄如久带领技术员和扬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负责人、技术人员也来到现场。周边调查结束和今年4月发现的情况一样，但此次发现的颗粒和上次大小一样，白色而透明，由于时间短还未变成淡黄色，用打火机碰一下，立即冒出火花，是炸药无疑，于是大家分头寻找实际存在的盗坑。
    村里蒋主任在北边树坑的东边踩到一略高地表的软土，一锹下去就发现了白色的塑料袋，我和印志华立即叫来农民工集中挖这一块土，盗坑暴露了，上口表面是正方形为81厘米见方，向下19厘米为长方形，是南北长113厘米，东西向宽73厘米，从上口向下83厘米内堆了8只编织袋，内装被锯下的古墓上盖板大小不等的碎木料块，全部为金丝楠木。袋堆积的中心部位有一小型自作的绞关机，机轴上绕有近20米长的钢缆，机械放在两根插入洞两壁的角钢条之上，再下面是一个黑深深1米直径的圆洞口，为了保护现场，黄指导员和我研究立即布好警戒线，打上树桩，用绳子围好，非工作人员不准靠近入内，因为现场围观群众太多，不采取措施不利于现场保护。
    上面的取证工作结束后，坑下情况如何，黄指导员、印志华和我研究怎么办？我说，人必须下去才能摸清情况，我先下。印志华说老兄年长，还是我先下。黄指导员说，你们二人岁数都50多了，我年轻，有刑侦经验，还是我先下，谁都不许争，吩咐我去张集街上买照明器材，以备用，印志华留在现场协助。黄指导员用现成绞关机带上手电筒下入盗洞后，我才去张集买照明器材，是650米长的电线、100瓦的灯泡、插座、接头，还从张集中学借了一根20多米长的拔河比赛用绳子，赶到现场时，黄指导员已经上来了。坑究竟有多深没有准确数据，但发现的线索很重要，底部发现了盗墓者丢弃的烟头、打火机、提水桶、两把山里人才用的羊角锛，被盗情况还不清楚。光用绞关钢缆下去人的体力吃不消，还需绳子辅助，下去的人可省点力气。我接好照明，为了搞清楚被盗情况，这属于文物工作人员事情，印志华同志坚持要下去。于是，我们让他腰扎拔河绳，随着照明灯光慢慢放下去，他到底下待有20多分钟才上来，说情况十分复杂，底下方向不清，一边是乱土，未到边，两边是被锯碎的隔板，还有一边有一斜洞，脚下踩的全是碎釉陶片，带了几件上来，雾气腾腾无法拍照。这时扬州文物局副局长顾风，仪征文体局副局长王俭均已赶到现场，天已完全黑了，决定今天晚上继续派人保护现场，明天再进行调查。
    24号早上8点钟，工作人员全部赶到现场，还是由黄指导员先下盗坑，携带摄影机、照相机、工作材料，负重很多，到了底部，下面的雾气比前一天还大，无法使用这些工具取证，这时我坚决要求下去，我说我懂绘图、业务水平也可以，大家不同意。董亚祥说孙老兄不下去，不搞清楚，他心中会不安，家去觉也睡不好。无法可想，他们只好勉强同意，我只带一把钢卷尺辨别好方向，始终朝一面，防止方向记错，下到坑的底部，从四面八方冒出雾气，吹到脸上有一股热气，100瓦大灯泡在里面也是朦胧得很，看不清东西，我定下心来，吸了一支烟，才能模糊看清内部情况，开始测量具体尺寸，并记清结构，底面空间直径南北为160、东西为130厘米，内隔板厚18厘米，东西两边对称，从底向上高110厘米，东偏南方向被掏一洞，深68厘米，上盖板为两层，每层厚22厘米，为金丝楠木料，北边为长年积压的污泥，有水压层线，还未到边，脚下踩的全是破碎釉陶片，我抓了十几块放在衣服口袋内。然后请上边人拉动我向上，我分层测量，从上盖板到圆坑口深为907厘米，从圆坑口到地表为283厘米，总深度为12.8米，圆坑口内夯窝痕迹明显，壁面有水并十分光滑，手都抓不住，到了长方形坑口时，我力气全无，上边人是用力拖拔河绳将我硬拉上来的，我上来时第一句话就是告诉大家结构搞清楚了，立马坐下来绘图标明尺寸，以防忘记，也不顾全身的泥水和汗水，数据和结构十分重要，前后时间长达1小时带1刻钟，是下去时间最长的人，上面的人都急了，生怕发生意外，能平安到达地表，真是幸事。
    上来后我和印志华带上来的陶片拼合，有三只瓿的扁足为一个器型上的，底的直径达81厘米，按西汉早期瓿底直径与腹径大约1：2.5计算，此瓿腹径达到220厘米，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可以见识到庙山主墓文物丰富程度。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十分辛苦，分析了编织袋为盱眙县马坝乡一村办厂所产，连春节都未能休息，到盱眙排查，可惜的是线索中断，此事至今未能破获。事后我同村干部、刑警队研究，经分管王俭局长同意，请董亚祥和村干部负责，沿地表下挖一米，用树棍排列，上盖塑料膜用土密闭，待我们请示上级主管领导后，再行处理。现场器物由公安局刑警队带回去，以备侦破案件用。
    我们通过盗洞探查，可以得出三个结论：一是第一次被盗，是被盗后两个月才发现，发现的很迟，盗墓者可以从容作案，第一盗坑内窃走大批文物，才在年底再次盗挖，并且在当地有窝点，了解这一带情况。因为这时当地人到扬州打工的人多，余下者多为儿童、妇女和老年人，较少外出活动，是一个时间上的空白期，也是盗墓者作案良机，让这些犯罪分子钻了空子；二是通过对盗洞的勘查，进一步证实庙山古墓木结构的宏伟庞大，材质保存状况良好，文物保存的质量也很高，确实是一座了不起的西汉早期古墓葬，有很高的保护、研究、利用价值。三是从事件中吸取教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守土有责，责任到人，必须尽快落实到人，确保文物万无一失，此次由于发现早行动快，才将损失降到最底程度，也应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