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将军之歌

《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纪实

秦咏诚

原文发表在《中国能源报》2010年3月22日第13版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慷慨激昂的旋律、震撼人心的歌词，这首石油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把石油工人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在石油工业发展进程中，这首歌曲已成为石油工人心灵的写照，激励着一代代石油人，投身祖国石油工业建设，用天不怕、地不怕的壮志豪情，谱写出一曲曲撼天地、泣鬼神的感人乐章。

　　本期，《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作曲者——77岁的秦咏诚老同志，为大家讲述了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

　　1964年3月中旬，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同志突然接到中国音协的通知，请他务必在3月20日到黑龙江省萨尔图报到。并告知了到萨尔图的联系人与电话。

　　劫夫同志是当时国内有名的作曲家。他在抗战时期写过的歌曲《二小放牛郎》，《王禾小唱》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写的歌剧音乐《星星之火》(其中《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家喻户晓)，特别是1963年新创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国内颇有影响。

　　劫夫同志多才多艺，他能背下千余首民歌。除音乐外，他还有很好的美术才能。他在音乐学院口碑相当好，我们都非常尊敬这位院长，也很想近距离地接触他，但繁忙的工作使我们同属一个单位，却交往甚少。

　　接到通知后，院里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劫夫同志更是马上做起了动身的准备。但长期艰苦的革命条件加上过度的劳累，使他刚五十出头，就患上了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多少年来一直和各种药物打交道。学院党委为了能照顾他，准备找一位年轻人陪他一起“北上”。经劫夫提议，党委决定让我陪他去。真没想到这个突然而至的通知，竟把我和他联系到了一起。

　　当时我正在发高烧，已经卧床三天了。没想到劫夫同志亲自到家来看望我。见到劫夫院长到家来，我赶忙要坐起来。他阻止我起身并嘱咐我安心养病，如果二天后能康复就和他一起到萨尔图深入生活。能出差去深入生活，我非常高兴，但是萨尔图是什么地方，我却不知。还有三天就出发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真不想错过，真希望我的病能快点好起来。没想到了第二天，我的烧真的退了，身体却还非常虚弱，但起床走路不成问题。

　　三月份在南方已是春暖花开了，而在东北沈阳还是春寒季节，劫夫同志身患多种疾病要往北走，家里人自然要考虑防寒的问题，于是给他做了个黑色羊皮大衣。这件大衣能抵挡零下40度的严寒，但却足足有20斤，穿上这件大衣就别想走路了，最后劫夫同志还是把它放在家里了。

　　19日晚，我和劫夫登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终于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我们去的萨尔图是什么地方？”劫夫悄悄地告诉我：“萨尔图是个大油田，叫大庆油田，现在还保密呢！”一晚上我都在想这个神秘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

　　次日清晨我们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见到了以沙青同志(哈尔滨歌剧院院长)为首的艺术家们，有张权、郭颂、王双印等人。我是第一次见到张权，她的清雅脱俗和秀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她是中央实验歌剧院歌唱家，在哈尔滨她得到了省委、市委的重视，生活、工作都得到很好的照顾。见到劫夫同志后，她一再提出请劫夫为她写歌。整整一天她都在为我们讲哈尔滨的一些逸闻趣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事只要到她嘴里就变得妙趣横生，气氛很是活跃。而我只能在旁边听着、看着，一点都插不上嘴。

　　晚上我们观赏了张权的独唱音乐会，她演唱了许多外国歌剧的咏叹调。我很少听到一流歌唱家的演唱，当晚的演出实在是太棒了，我被她的演唱所打动。

　　在哈尔滨度过愉快的一天后，第二天一早我们便搭上到齐齐哈尔的火车直奔萨尔图。

　　火车走了四个小时才到萨尔图。来车站接我们的是大庆党委宣传部的老薛同志。40岁的他，极具东北人的那种爽朗与好客。他的出现使我们的旅程少了许多寂寞。

　　乘着一辆吉普车，在萨尔图驶过。这是一个北方不发达的城镇，道路两旁大多是砖砌的平房，偶尔会出现一幢二层楼房。再往前走见到一排排冒着黑烟的低矮的“干打垒”。老薛同志介绍说：“这可是我们大庆的‘特产’，这些房子是石油工人的住房，是用土堆起来的墙盖的房子。”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我们到了一个大院子，这就是大庆指挥部的招待所。劫夫和我就在这儿住下了。

　　在招待所我们见到了早到的吕骥、瞿维，王莘，张鲁等同志，他们都是中国音协组织来为大庆写作品的。这些作曲家都是我早就听说过的，却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了，他们都非常谦逊，平和，丝毫没有一点架子，尤其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劫夫同志。因为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单位，我和他便分到了一个房间。来时学院领导一再嘱咐我要照顾劫夫同志，却一直没有机会，—天晚上我看到劫夫同志有点累，我就给打了一盆洗脚水，劫夫看到这种情景感到很不好意思，一连声地说“谢谢！谢谢！”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劫夫同志也同样给我打了一盆洗脚水，当时我非常窘迫，连“谢谢”都忘了说了。

　　在大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三顿饭吃得相当丰盛。别的不说，每顿饭的主食有三种：米饭、馒头、面条汤。当时在国内粮食很困难(我每月定量30斤)，大庆党委为了照顾各地来的艺术家，把伙食尽量搞得好一点，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共产主义”生活了。从到大庆的第二天开始，我们每天上午上大课讲石油的知识。从勘探、钻井到采油、炼油，一天一个内容。整整十天，我们这些对石油工业一无所知的音乐人，总算对石油有了初步的了解，可以向外行人说上一二了。十天后大庆党委给我们安排下基层体验生活，非常荣幸的是劫夫、王莘和我，被安排在1205钻井队，也就是“王铁人”(王进喜)为队长的钻井队。1205钻井队是大庆油田的英雄钻井队，为开发大庆油田，在极其团难的情况下，打出了第一口井。王队长对钻井要求非常严格，生产上管理的严，思想上要求的也很严。我们在井队里和“铁人”生活了二天，一起去井场，一起吃饭，一起开会。这一切虽然已过去46年，那时的情景却仍历历在目。

　　1205钻井队是个大队，下有几个小队(井场)，“铁人”开着小吉普车，载着劫夫、王莘和我，奔驰在广阔的雪原上，车上“铁人”讲起了他的经历。他说：“1959年我到北京开人代会，在北京到处可以看到公共汽车上有个煤气包，就是汽车烧木炭做燃料，我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非常难过。国家没有油，经济发展不起来，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很大。”劫夫补充说：“煤气包不仅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是如此，没有自己的大油田是不行啊。”“铁人”点点头，“是啊，这都是撕毁了供应石油的协议的结果。归根到底一句话：中国人必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我们再苦再累也要采出石油，让别人看看，我就不信，哪有我们中国人干不了的事!”

　　再往前走，我们就看到了高高的钻塔，走到钻塔前看到有很多钻杆在钻台上，“铁人”告诉我们，当时正在换钻头，由于钻头质量不过关，钻进一米就得换一个新钻头，不管钻了多深，都得将钻杆(一根十米长)一个一个地拿上来换钻头；打一口井，时间都浪费在这里了。在北方已经是四月份了，天气还没有暖意。我和劫夫同志也想参加一下劳动，我俩抬了一下钻杆，居然抬不动，带着棉手套，手却已经冻僵了。而石油工人整天在野外和钢铁、泥浆打交道，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但他们却干得兴致勃勃，不能不让人敬佩。

　　“铁人”对工人的要求很严，工地上一丝一毫的松懈都不允许，恶劣的气候、严格的要求、繁重的劳动考验着1205钻井队的每个成员。虽然大家当时都憋着一口气进行大会战，但还是有受不了辛苦逃跑的。我们到井场时正好赶上一个工人逃跑了，铁人非常生气，他不能允许在他的井队出现逃兵，马上召开了“批评会”。我和劫夫、王莘同志应邀参加了“批评会”，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在批评逃跑思想的同时，他们也一再表示了自己会战的决心，不建成大油田决不回家。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只能坐着听，却真切地感到自己必须为油田干点什么，否则真对不起这些井队队员。

　　会后，“铁人”同志为我们讲起到大庆会战的情况。1960年春天，“铁人”的钻井队正在玉门油田，听说北方发现了大油田，全国要在那里举行大会战，当即就向上级请战，得到批准后，“铁人”带领井队队员在车站告别亲人就北上了。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的第一年。经济困难波及了整个人民的生活。“铁人”带领的工人到了北京，洗洗澡、到天安门照个像，就算是给全队进行了休整。他们每个人都买了能装满一条裤子的饼干，跨在肩上就又回到了列车上……

　　初到大庆，全国成千上万的石油工人聚集在这里，一切还没有走向正规，吃饭没有碗、没有盆，只好用马槽子洗干净盛饭，没有吊车卸钻机，只好人拉肩扛把钻机运到井位，当时的口号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人”还为我们讲了很多，其中有很多和影片《创业》中表观的那些情节是一样的，在这儿我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在1205“铁人”钻井队呆了三天，满载着对石油工人的敬意回到了招特所。我久久回想着井场见到的一幕幕：简陋的设备、恶劣的气候条件、艰辛的劳动、高昂的情绪、冲天的干劲，一切的不可能在这里成为可能，他们离乡背井就是为了给新中国创造一个传奇，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石油工国。

　　第二天大庆党委宣传部拿来一摞歌词，希望经过体验生活的作曲家们能为石油工人谱曲。当老作曲家选完歌词后，我也去翻了一翻。翻来翻去，翻出了薛柱国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歌词，越看越喜欢，脑海里出现了“铁人”井队从玉门北上的情景，这正是对我们这些可爱的石油工人的诠释，他们离妻别子，转战南北不就是为了为祖国献石油吗，就是它了，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写好。歌曲应是列车奔驰的勇往直前的快速节奏，旋律应是石油工人豪迈、有力的情绪。越想越激动，若干个音符已经在脑海里跳动，有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赶紧找个地方把它写出来，这天下午，在招待所的饭堂里，用了 20分钟就把这首歌完成了。

　　音乐是一种情感艺术，无论器乐还是声乐，音乐情感是演奏者或演唱者的灵魂。作曲家能否把它写出真情实感是歌曲艺术成败的关键。真情实感从何而来呢？从生活中来，从现实的生活中而来，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

　　《我为祖国献石油》已经唱了46年了，应该说这首歌是我与石油工人共同创作的。没有在大庆的日日夜夜，没有被“铁人”井队所感染，就没有这首歌。